昆明市公安局DNA實驗室工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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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清案情、逼近真相，細究突破、伸冤糾錯，在破案過程中，讓證據“說話”，現場勘驗、尸體檢驗和物證檢驗等工作至關重要。這背后，離不開法醫等專業技術人員的努力。近日，記者走進云南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探訪法醫團隊。

　　盡管沒有看到，但空氣中彌漫的刺鼻氣味，告訴記者找對了地方。

　　“現在尸體解剖主要去病理實驗室，可帶回來的‘片段’味道也不小。”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法醫室主任范豫杰忙不迭地解釋。

　　驗尸占工作量不到1/3，條件允許時解剖不戴口罩

　　影視劇里，很多時候法醫結論會主導整個案件偵辦的方向，而在現實中，法醫工作只是刑事偵查中的一部分，破案需要多部門的配合，不同案件情況也不一樣。

　　“法醫并不能回答所有的問題。偵查人員提取的視頻、目擊證言、物證書證等證據都非常重要，有的案件需要法醫做尸體解剖、DNA鑒定等，重要的是法醫和偵查人員的分工協作。”范豫杰說。

　　目前，社會化司法鑒定機構越來越多，部分司法鑒定機構也會從事法醫工作，可沒有哪支法醫隊伍像公安機關法醫那樣，貫穿從案件偵查到審理的整個過程。

　　刑偵支隊的法醫，不單靠技術，體力也必須過關。出得了現場、忍得住氣味，有時還要會做泥水匠。十幾年前，昆明市五華區、官渡區等公安機關接到多起女性失蹤報案，抓獲的兩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人均被殺害，埋在了租住處房間的坑內。為避免居民不適，9名法醫從下午兩點以裝修的名義進入房間忙到次日上半夜，挖出多具高度腐爛的尸體。

　　找到尸體只是開始，為了搶時間，常常要現場解剖。全套防護服，帽子、口罩、罩衣、鞋套及手套一個不少。解剖中，每道程序都會拍照。法醫會通過尸溫、尸斑、尸漿來初步判斷死者大致死亡時間。因為酒精、農藥等味道能輔助接下來的檢驗，只要條件允許很多法醫在解剖中就不戴口罩。解剖后，還要縫合傷口，清洗血跡，“這是對死者的尊重”。

　　在目前的法醫工作中，驗尸比重不到1/3，傷情鑒定、DNA鑒定等工作，占據日益重要的地位。

　　DNA數據庫“幫忙”破案，更多新技術可解讀尸體信息

　　接到檢材，范豫杰的同事黃磊忙活了通宵。

　　這個案子，案件發生時間，不確定；潛在嫌疑人，沒明確指向。丟失的物品，是槍支以及若干子彈。不及時破案，就意味著多了一分兇險。

　　“送檢民警說犯罪嫌疑人可能用水果刀割過包裝、還喝了茶。”聽過簡單的現場勘驗描述，黃磊將目標重點鎖定在水果刀、茶葉盒上。通過多部位提取，一把刀提取了十五六個點位，第二天下午3點，終于找到了同一個人的多份DNA樣本。入庫比對后，很快鎖定犯罪嫌疑人。

　　成功尋回槍支，黃磊很自豪。如今，法醫工作對象早已不再停留于尸體、人體組織層面，“DNA是新的方向”。

　　建立DNA數據庫，憑借現場檢出的DNA確定犯罪嫌疑人，加快案件辦理進程。2016年以來，昆明市公安局法醫室DNA實驗室共檢驗日常各類案件2000余起，檢材3萬余份，共完成3.4萬份違法犯罪前科人員DNA樣本的檢驗入庫工作。截至2016年8月底，通過DNA數據庫比中嫌疑人數為1502人。

　　“法醫室地方不大，投入不小。”走進范豫杰的工作場所，一臺設備動輒幾十萬、上百萬，做一例DNA，成本也要幾十元。范豫杰說，技術越來越先進，法醫的“刀”也越來越多。像X光、三維立體掃描等技術的應用，讓不解剖就解讀尸體信息成為可能。

　　去年在20多起案件中出庭作證，協同完成案情拼圖

　　隨著司法改革的推進，刑事訴訟對證據要求提高，法醫已不只是在案件偵查階段工作，他們經常需要出庭作證。

　　工作量大了，范豫杰卻很欣喜：“通過證據支持來推進案件辦理，更有利于防止冤假錯案。”

　　法醫技術日益先進，案件辦理更為精細，但真正還原事實、阻卻冤錯，僅靠技術層面的進步遠遠不夠。“對法醫而言，一定要敬畏法律、敬畏科學、敬畏證據。不靠譜的鑒定甚至虛假鑒定，我哪能簽字？不遵守鑒定程序，很容易導致冤假錯案。”范豫杰說。

　　在昆明，2015年全年僅有五六起庭審有專家證人出庭，2016年法醫出庭作證的已有20多起。

　　“庭審前，我們都會針對可能提出來的問題進行準備。主要是結合自己的專業知識，并根據鑒定意見和偵查情況進行準備。庭審中，焦點主要在對鑒定結果和相關概念的理解上。解讀鑒定結果時，我們會客觀地進行闡述，不能把庭審變成一場學術討論。”范豫杰說，他們的實驗和鑒定意見都是按照行標和國標來執行，每一項實驗步驟都有相應的記錄。

　　“法醫的手術刀，是尋求真相之刀，也是打擊犯罪之刀。通過技術手段，我們努力找到更多的信息，與其他部門配合，完成事實拼圖。”范豫杰說，“特別是在命案偵破中，我們就是要通過自己的工作，讓死者‘開口’，讓證據‘說話’，還原犯罪過程。司法最終還以公道，是對被害人最好的慰藉，也是我們工作的價值所在。”本報記者 楊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