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分就能報志愿 錄取率超過96% 

　　臺灣高等教育不“高等”了? 

　　又是一年升學季。就在大陸學子翹首以盼象牙塔的通知書時,臺灣高中畢業生也在忙著報志愿、等發榜。不過,不同于大陸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臺灣學生升學壓力小得多,大學錄取率高達96%以上。今年報考門檻更是創下新低,最低只要38分就有填志愿的資格。島內學者和網友感慨,“精英教育”不再精英,高等教育不再“高等”。本來讓人稱道的臺灣教育,到底出什么問題了?

　　想不上大學都難 

　　嚴格意義上說,臺灣已經廢除與大陸類似的高考制度。2002年,臺灣教育部門為減輕學生壓力,取消了全臺統一、一考定終身的“大學聯考”,改用“多元入學”的方案。每年1月底或2月初舉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簡稱學測),統考語文、英文、數學、自然、社會5科,類似大陸的高校自主招生;每年7月初則舉行指定科目考試(簡稱指考),考生可從語文、英文、文科數學、理科數學、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中選考6至10個科目,加權算出總分。除此之外,來自偏遠鄉村的貧困生、特長生等還可以選擇“繁星計劃”“特別身份學生優待入學”等特殊途徑,總之,想不上大學都難。

　　今年的指考已于日前發榜。考生總數47334人,其中42327人完成志愿填報,最低門檻低至38分,最終41022人被錄取,錄取率達96.92%。雖然錄取率已經畸高,但還是有很多學校沒有招滿,招生缺額達3488人,比去年大增18%,創下8年來新高。7所大學的缺額率超過70%,15個專業錄取人數“抱蛋”。

　　臺灣的大學好考是出了名的。2006年,臺灣考生每科只需考到15分就可以上大學,2007年這個紀錄被打破,4科加起來只需18分,2008年更夸張,總分7分就能當大學生了。“7分就能上大學”也因此成為當時的年度笑話。有人調侃:“即使什么都不會,選擇題全部猜C都能上不錯的學校吧!”

　　高校招生門檻太低,島內輿論擔憂如此下去會影響大學生總體素質和教育質量。因此,臺灣有關部門作出規定,成績排在最后5%的考生不予錄取。然而,許多私立高校迫于招生壓力,先是將這一門檻降到3%,而后再次取消,于是造成惡性循環:超低錄取分數讓家長懷疑教育質量而不愿送孩子就讀,生源變少又讓錄取分數變得更低。

　　“廣設大學”的惡果 

　　2002年之前,在需要“大學聯考”的時候,臺灣高中生上大學也是要擠破頭的。比如大陸剛恢復高考的1977年,臺灣高校錄取率才29.5%,最低錄取分數都要334.67分。彼時臺灣經濟起飛,人力需求增加,大學生供不應求。另一方面,島內出生人口上升,加上經濟好轉,一般家庭都能供得起孩子念大學,于是大家都拼命考,“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一時補習班林立。當年光臺北市的高四重考班就有48家,學生總數約有20萬人。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1994年,為提升升學率,臺灣啟動教育改革,當局提出,在5到10年之內讓青年入大學的機會提高到美國的54%,甚至達到加拿大的60%。“廣設大學”之路由此開啟。

　　1986年,臺灣大學只有16所、學院12所,2006年,大學和學院數量飆升到147所,加上“少子化”的沖擊,報考人數只減不增,大學錄取率也因此節節飆升。近5年來,臺灣高校招生及錄取人數連年下滑,已連續3年跌破5萬人。“閉著眼睛也能上大學”受到家長和考生吐槽:“以前是大學很難考,現在是考不上很難,錄取率都快97%了,還考什么呢?干脆直接改成義務教育算了。”補習班也不再受歡迎,只有非某所學校不念的人才選擇重考,全臺高四班只剩十幾家,學生幾千人,臺北更只剩3家。臺北市補教協會總干事張浩然開玩笑稱,以前臺北市的南陽街到了午餐、晚餐時段,人滿為患,走路要側身,“如今門可羅雀,開車從頭走到尾,時速40公里,恐怕還不用剎車。”

　　“廣設大學”后遺癥嚴重,島內輿論呼吁趕緊把爛學校關停,于是當局又忙著琢磨如何整合資源,不少高校面臨被“關停并轉”的命運。

　　高教還是要有底線 

　　大學生滿街跑,大學文憑也不再金貴。有名臺灣學生的打油詩寫得很形象:“二十年前慶升學,辦桌請客放煙火。二十年后上大學,繳費把妹等張紙。”“精英教育”失去了為社會輸送精英的功能,無疑會加劇階層固化,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當年主導教改的臺灣官員曾反問民眾:“普及大學教育難道有什么不好嗎?”現在這個問題有了答案:“大學畢業”變成找工作的起碼要求,連應聘清潔工都要求大學畢業,一些考生就算明明知道自己不是讀書的料,也被迫花4年時間拿張文憑。門檻越來越低,素質越來越低。有臺灣職場人就感慨:“我高職程度的英語,還遇到英語水平比我差勁的大學生,難怪現在業界老板對大學生能力多有懷疑。”

　　另一方面,因為大學文憑貶值,一些偏遠鄉村的貧困小孩即便考上臺灣大學這種一流大學,畢業后也只能當一個普通的臺北上班族,拿著22K(2.2萬元新臺幣)的工資,讀書改變命運的作用大大減弱。

　　反觀當年,能考上大學被認為是“祖上積德”,不少窮人家子弟借此翻轉階級、出頭換日。臺灣克隆牛之父、臺大動物科技系退休教授鄭登貴本是個放牛娃,初中、大學、研究生一路考過來,光大學就考了5次才上榜,但最后拿到英國劍橋大學博士,坐上克隆動物第一把交椅。

　　“以前大學發榜之后,常有落榜生跳樓輕生的新聞。” 張浩然說,現在不管高中、大學,錄取率都快百分百,落榜生跳樓的新聞再也看不到,“現在的青少年,只有失戀才會想不開。”高等教育還是需守住應有的底線,才能最大地發揮其社會功效。本報記者 汪靈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