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新當局在扁政權留下一堆千瘡百孔爛攤子里匆忙上陣，百廢待舉，卻又要面對民眾馬上起死回生的急切盼望，因而顯得手忙腳亂、張惶失措，獲得的掌聲遠比不過批評的聲浪。但從6月5日的“世界環境日”開始，終于見到令人耳目一新的作為，臺灣《經濟日報》刊載社論表示，愿對此報以熱烈的掌聲，更要加上精益求精的叮嚀。

　　世界環境日對臺灣的官員向來不過是個逢場作秀的節目，只要聲嘶力竭高喊些“我愛地球”之類的口號，就風風光光地打發。因為盡管其他國家和地區用盡手段減碳節能，臺灣反正不是《京都議定書》的簽署國，又是少人理睬的國際孤兒，正樂得獨行其是，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不但不努力約制，反而扶搖直上，簡直成了地球村里的敗家子。

　　面對就任之后頭一個世界環境日，馬“總統”大膽宣示，八到十二年之間，全臺灣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回到2008年的水平，17年之內降至2000年排放量，其后25年進一步減為其半。“總統”無戲言，但在兩任八年之內，將目前以全球最快速度增長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緊急煞車，就經濟運行的慣性而言，這是何等艱難的挑戰；況且還要努力達成經濟年成長6%的競選諾言，在發展與環保的兩難沖突之中，追求魚與熊掌兼得，他的勇氣與魄力，值得鼓掌。

　　然而社論亦指出，人人都知道，恃暴虎馮河的愚勇，不但成不了大事，還可能有后殃。馬“總統”開下的這個軍令狀如果達成了，立可與扁政權乃至更早的李政權高下立判。但若達不成，八年內二氧化碳排放量還是直線上升，則將成為最大笑柄；不論如何功業彪炳，終不免貽笑大方。如果為了遷就排放量，卻令經濟發展頓挫，不但無法每年成長6%，甚至還比不上扁政權八年來的平均成長率，則這個高喊拼經濟壓倒民進黨政權的新當局，豈不也成了一丘之貉？

　　因此，社論認為，馬“總統”固然智慧地選擇了一個奠定里程碑的新戰場，卻也為自己制造了一個極其嚴酷的考驗，稍有閃失即一敗涂地。相信當他豪壯宣示時，應已有此認知。既深知后果嚴重，則以常理判斷，必定殫精竭慮，根據經濟與產業的現實狀況詳予評估，做好精準的計算，研擬萬全的對策，胸有成竹地從容行事。

　　然而衡諸新當局初上任首先面對的調漲油價決策，一個遠為簡單的問題，只不過是如何調漲、何時調漲，而且有漫長時間、熟慮善計，卻搞得交通大亂、民眾嘩然。則在短短八年之內必須于經濟加速成長的同時壓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絲毫不得逾雷池一步，這近似不可能的任務，真有能力克竟其功？

　　在若干條件之下，并非不能成功。頭一個條件甚易達成，那就是大幅提高核能發電所占比重。稍有理性者均知，迄今為止，在幾乎不排放溫室氣體的能源之中，核電無可取代。八年來由于民進黨的另一個神主牌作祟，臺灣核能發電的比重一瀉千里，使增加近50%的能源總供給，全來自排放二氧化碳最烈的燃油、煤與天然氣發電。若加速核四廠并聯發電，同時將三座舊核電廠的發電機組更新，據估計，核電所占比重即可大幅提高至30%，與美國相當。拜扁政權將目前排放量之比較基準大幅拉高之賜，單單這一個調整，即可立于不敗之地。

　　另一項條件是，全民共同減碳節能。除了產業部門所占的53%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民生用途中“住商”及“運輸”這兩大項也合占32%。因此若產業與消費者一起努力，減碳的效果將如立竿見影；而將公權力與市場機制結合起來，必能見到奇效。

　　二氧化碳排放之所以難以控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必支付代價；以經濟術語而言，即稱為外部性。因此當石化、煉油、煉鋼等高能源密集度、高二氧化碳排放產業，大量占用島內能源、增加溫室氣體，卻將其產出低價銷往外國圖利，他們唯一的錯誤就是未為其外部性付出代價。若可依國際評估、島內行情，為每一單位二氧化碳訂定出反映島內供求、環境損害乃至國際競爭力等代價的適當價格，要求排放者直接付費，則環保團體即不必杯葛相關產業。只要排放者如數支付碳稅，同時汽油燃料稅加上適當的碳稅也一并隨油征收，則不問業者、一般家庭、行號、車輛使用者，在此誘因之下，二氧化碳排放量必將如響斯應地大為下降。如進一步利用其收益設計誘因，鼓勵加速更換低碳節能產品，效果必更顯著。

　　綜上所述，社論認為，由此看來，馬“總統”的這一場圣戰勝算甚高。只看能不能痛下決心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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