赦免腐敗可討論但別當真

　　中國紀檢監(jiān)察學院副院長李永忠先生最近提出,對于腐敗官員可以采取有條件部分赦免的辦法以減少反腐敗的阻力,爭取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作為反腐敗領域的資深專家,能夠大膽說出這樣的想法難能可貴。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觀點不會得到社會公眾的廣泛認可。

　　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不管我國在反腐敗的過程中遇到怎樣的困難,中國共產(chǎn)黨的宗旨以及執(zhí)政綱領決定了中國共產(chǎn)黨絕對不可能策略性地選擇赦免制度,因為這樣做不僅會違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而且會使執(zhí)政黨反腐敗的成果大打折扣。正如李永忠所指出的那樣,公務員的財產(chǎn)申報制度不應成為“清算”制度,因此,在設計公務員財產(chǎn)申報制度的時候,不妨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對于新提拔的干部實行財產(chǎn)申報制度,不斷地增加清廉的能量。假如腐敗分子將自己收受的賄賂全部上繳,那么,可以對這些腐敗分子進行赦免,這樣做可以減輕這些已經(jīng)腐敗的黨政干部對反腐敗的抵抗,以換取他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支持。

　　事實上,當年的香港曾經(jīng)實行過類似的制度。香港廉政公署設立以前,香港公務員貪污腐敗現(xiàn)象非常嚴重,街上巡邏的警察公開索要賄賂,如果小商小販不交保護費,那么,人身安全就難以保障,商業(yè)經(jīng)營活動就難以為繼。香港廉政公署設立之后,如果秉公執(zhí)法,將所有的貪污腐敗分子繩之以法,那么,香港將沒有警察可用。正因為如此,香港當時的總督向英國政府匯報決定采取赦免的方式,讓一大批貪污腐敗分子解除了后顧之憂。現(xiàn)在看來,這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策略。不過,在中國內(nèi)地如果簡單地實行這樣的制度,那么,就等于徹底判處中國反腐敗的“死刑”,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人們無法分清哪些是可以赦免的犯罪分子,哪些是不能赦免的犯罪分子。

　　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律上赦免和豁免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赦免是指認定有罪,但是,依照法律的規(guī)定不追究其法律責任；而豁免則是不受法律的管轄,在反腐敗的過程中現(xiàn)有的法律制度不適用于被豁免的群體。在任何情況下中國的執(zhí)政黨都不可能提出豁免腐敗分子的建議,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喪失了執(zhí)政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但是,能否有條件地使用赦免制度,的確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如果全國人大制定專門的法律,或者對我國現(xiàn)有的刑法進行策略性地修改,規(guī)定在某個時期內(nèi)犯罪分子主動交代罪行,或者積極配合司法機關追回貪污賄賂所得,挽回國家損失,可以免予追究刑事責任,那么,這樣的制度是可以考慮的。換句話說,在任何國家法律制度的實施都需要成本,如果制定赦免條款,換取某些腐敗分子積極的配合或者被動的配合,從而減少查處腐敗分子的難度,有效降低司法成本,那么,這樣的制度是值得推廣的。

　　在中國反腐敗的過程中,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許許多多爭議的話題。前段時間部分學者提出來高薪養(yǎng)廉的概念,認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必須提高公務員的工資福利待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不需要貪污腐敗。現(xiàn)在看來,高薪養(yǎng)廉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其中有太多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內(nèi)容。筆者認為,在反腐敗的過程中不需要一些形而上學的討論,因為這些討論可能會轉(zhuǎn)移視線,掩蓋真相甚至有可能會徹底掩蓋社會尖銳矛盾。

　　在是否應該赦免這個問題上,學者們固然可以討論,甚至可以爭論,但是在法律沒有修改之前,學術討論不能影響國家的反腐敗進程。反腐敗機關在查處案件的時候,必須嚴格依法辦事,必須在現(xiàn)有的法律框架內(nèi)追究犯罪分子的法律責任。筆者強烈反對以所謂赦免理論,為某些犯罪分子開脫；筆者更反對那些打著改革的幌子,以黨紀代替國家法律的反腐敗舉措。在反腐敗的問題上,法律是唯一的標準。在法律沒有修改之前,任何反腐敗機關都不得違反法律的規(guī)定法外開恩。

　　反腐敗首先要反對個人的腐敗,同時也要反對體制性的腐敗,特別是那些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對某些腐敗分子網(wǎng)開一面的“赦免行為”。反腐敗工作要想真正取信于民,必須首先修改我國現(xiàn)行的法律制度,以法律的修改尋求共識,以法律的完善凝聚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