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晚，天津市政府突然宣布從2013年12月16日零時起在全市實行小客車增量配額指標管理，并將自2014年3月1日起按車輛尾號實施機動車限行交通管理措施。16日零時起實施機動車限購，購車指標搖號或競價方式取得（12月16日新華網）。

　　昨天，這做法在網上受到大量吐槽。一項在線調查也表明，大多數人不支持此舉，認為“硬性限制會給市民帶來很多不便。”我們對這種做法也有四點擔憂。

　　擔憂之一是限購變促銷。政府出臺此政策的目的是通過控制和減少一地汽車保有量來治理擁堵和污染，即“以時間換空間”，本意可能是好的，或許也會收到一定的效果。但我們擔心，由于政府人為造成的“緊缺”和“稀罕”會刺激車市，使原本有些購買梯度或先后的消費行為演變為爆發性和非理性搶購，反而一下子搞亂了車市，使擁堵之地，甚至更大范圍里瞬間大量提升汽車保有量，治理擁堵和污染的設計也就落空或情況更糟。昨天的事實似乎也在驗證我們這種擔心。天津又出現近年一些大城市機動車限購令公布后的“盛況”，16日零時前幾小時窗口期，各汽車銷售店買車像“買大白菜”一樣。其實，記者調查發現，天津汽車4S店早有準備，已大量囤積車輛，并將現有商品車上牌備案。很多市民前幾天就搶購車了。上次廣州突發購車“限購令”，整個華南車市一夜“失衡”，這類“擠壓式營銷”到底是減車還是增車？

　　擔憂之二是突然是即興。這類“限購令”發得十分突然，事前沒有與民間的意見互動，如聽證。據說，此舉是為了“防腐”。可這樣做有效預防了“內部人效應”嗎？4S店普通工人都提前得到了信息，制定此政策的政府官員及親朋好友沒有捷足先登或囤積在手？這樣的“突然”，如是“即興”，是否符合依法行政和建設陽光政府的要求？在配額指標管理中如何體現對普通消費者的公平和方便，并不會讓他們付出額外的“租金”或“傭金”？如何讓國內買車不淪為買“世界上最昂貴的鐵皮”？如何體現公民共同享有的“路權”？這些都應是政府發出“限購令”之前要考慮周密的問題，“即興”肯定不行。

　　擔憂之三是干預成慣例。昨日有人說，過去全部靠票，現在又靠搖號。這不是簡單的鬧騷，折射人們對一些地方政府過多干預市場的擔憂。目前中國車市大致運行良好，百姓何時買車買什么車，心中有譜，這時政府就不需要過度干預。而當市場真出現問題時，政府可發揮它宏觀調控的作用。但是，這種政府干預顯然不應該也不可能顛覆市場原則，政府調控的政策理性應以市場為前提。

　　擔憂之四是懶政成借口。大城市突然發一個強力干擾市場規律的“限購令”，在治理擁堵上真的有用嗎？此前我國發過此令的城市在治理擁堵和污染上都未見顯效。在治理擁堵和污染上，政府要做好自己的事，如大力發展價廉便捷公交、開拓自行車道、優化道路交通、使用低污染的能源等，這才是限制人們購車愿望的高招，而車市在多數情況下就讓它按市場規律發展好了。我國香港沒有發過汽車限購令，因為香港政府大力發展公交，實現了公交出行對私家車出行的高替代率，減低了人們購車的必須性。周潤發在回答他為何總愛坐公交車時就說“太方便了，太舒服了”。丹麥哥本哈根也沒有發過汽車限購令，因為城市有非常好的自行車道，包括國家領導人在內的大多數人都騎車出行。這些都值得我們借鑒。（顧德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