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富濟貧是幻覺 減稅減負才可靠

　　擬征房產稅，調研環保稅，提高車船稅，專家嚷增稅，代表叫加稅，政府智囊團一片亢奮的加稅之聲。這種喧囂嘈雜的聲音中，一個數據似乎顯得很不合時宜：全國總工會進行的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有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不僅工資增幅慢，不同行業、群體的收入差距更令人擔心。收入好不容易漲了一點點，又得適用較高的稅率，繳納稅額大幅增加，偏重的個稅負擔加重了生活壓力。

　　這個現實給那些力挺加稅者澆了一盆冷水：別總喊加稅了，別總變著法兒掏老百姓的腰包了。兩成多職工5年未漲工資，中低收入群體急需減稅。中國當下應該是減稅，而不是加稅。

　　眾多加稅理由中，一個用得最多的、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是，稅收是調節收入分配的一種手段，政府可以通過加稅來調節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也就是“劫富濟貧”、“取富予貧”：政府從有錢人那里征更多的稅，然后通過轉移支付的手段分給窮人，從而減少階層間的收入差距。

　　經濟學教科書上確實是這么說的，許多發達國家也都是這么干的——可在我們的現實中，寄望稅收“取富予貧”，純粹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幻覺。

　　增稅，只增有錢人的稅，讓有錢人承擔更多的稅負，這很可能是謊言。中國當下，貧富差距早超過國際警戒線，向有錢人課更高的稅以平衡差距，是應該的。占用了更多資源、享受到最大收益、擁有更多財富的富人們，也有責任承擔更高的稅。可是，每一次加稅，并沒有精準地加到真正的有錢人身上，由于有錢人強大的避稅能力，加上“無論最終誰承擔稅負，政府能收到錢就行”的增稅動機，最終，稅還是落到了中低收入者身上。

　　比如個人所得稅，主要功能就是調節收入差距的，可一個一直讓輿論詬病的數據是：實際上工薪階層稅收占到了個稅總收入的50%%以上——也就是說，個稅主要是由工薪階層承擔的。試問，這樣的個稅如何實現調節收入差距的功能？

　　房產稅也是如此。如果真正通過這種稅收調節收入差距，應該對住房進行精準的細分，哪些是市民合理的住房改善，哪些是剛性的需求，哪些是投資炒房，這些應有區別對待，而不是僅以“第幾套房”和“總價是多少”一刀切地規定。一刀切的規定，很容易誤傷中低收入者。中低收入者好不容易花盡積蓄透支未來買了一套房也得交房產稅，無疑是政府對全民的一次掠奪。作為財產稅的車船稅同樣如此，大排量小排量一起漲，中低收入者又一次“在劫難逃”。

　　更靠不住的是轉移支付。稅收上去了，說是為了提供公共產品和進行轉移支付，把從富人那里拿來的錢用到收入很低的窮人身上。在公共財政的使用極不透明的制度語境中，加上人大監督很多時候形同虛設，轉移支付根本無法指望。納稅人不知道，那些公眾從自己的收入中讓渡出的每一分稅款，到底是轉移支付到官員的胃、腰包和坐騎里，還是轉移支付給了急需錢救命救災的窮人。

　　每年的國家審計總署的審計報告，都會審計出許多轉移支付和專項資金被部委和地方政府挪用、截留、擠占的丑聞。最讓公眾無法容忍的是，甚至連用于救命的賑災款也會被挪用。前段時間媒體曾曝光，國務院拔給某地受災農民近6000萬元的重建款，兩年間真正發到災民手里的只有50萬元，不足1%%。救災款都敢挪用和截留，更不用說扶貧資金、教育投入之類的了。審計總署前署長李金華曾毫不留情地批評說：中央轉移支付從中央部門一直流到村莊，渠道很長，這個水渠是要“滲水”和被“截流”的，有時候水流到村里面就沒有了。

　　李金華還說：中央轉移支付有一半以上沒有納入地方財政預算，完全脫離了人大的監督——可想而知，這些本該轉移支付給窮人的錢，最終轉移給了誰？除了雁過拔毛式的挪用和截留，還有無處不在的腐敗，你想想，這種轉移支付靠得住嗎？以調節差距的名義所增收的稅，經過政府那只看得見的貪婪之手，最終轉移支付到了官僚權貴等既得利益群體手中。這不是劫富濟貧，而是劫民濟官。

　　因為每一次增稅，都不能精準地課加到富人身上，而是中低收入者承擔；加上轉移支付過程的不靠譜，所以，“以增稅調節收入差距”這個理由缺少正當性。既然如此，與其增稅調節差距，不如直接減稅減負。也就是，無須多政府那一道轉移支付的手，而直接通過減稅的手段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負擔。不指望政府能通過轉移支付給什么，你別總掏人家腰包就是了！

　　直接減稅，中低收入者能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那是一種民眾可控的分配途徑。而通過增稅再轉移支付，寄望政府將到手的錢毫無截留地分配給中低收入者，不切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