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世界的群眾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余的東西，什么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象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一個的飛落在地。由今以后，到處可見的，都是Bolshevism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Bolshevism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李大釗《Bolshevism的勝利》（1918）
[背景]
1911年爆發辛亥革命，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帝制，民主共和的觀念開始進入人心。但是，革命果實很快落到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中。十分關心國家命運的李大釗，這時已敏銳地感受到新的共和制度存在著“隱憂”。1913年，他以憤怒而沉痛的心情尖銳地指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這年冬天，他得到朋友的資助，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讀書。在留日期間，他的愛國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他秘密發起組織“神州學會”，反對袁世凱禍國殃民、企圖恢復帝制的倒行逆施。1915年，當得知日本政府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時，李大釗立刻奮起反對，先后編印了“國恥紀念錄”，撰寫了《國民之薪膽》一文，同時還散發了“敬告全國父老書”，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狼子野心，號召國民起來奮起自救。
1916年，李大釗回國后，曾被聘擔任北京《晨報》編輯，但他很快就投入到當時正在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之中。在這場運動的前期，李大釗積極宣傳民主主義思想和科學真理，反對封建迷信和盲目服從，宣傳積極進取的樂觀主義人生觀，反對消極保守的人生觀。他號召青年“沖決歷史之桎梏，滌蕩歷史之積穢，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為“索我理想之中華”而斗爭。他抨擊以孔子為偶像的舊禮教、舊道德，向封建頑固勢力展開了猛烈斗爭。他積極奮進的態度，激發了當時中國青年一代的朝氣和進取精神。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后，李大釗備受鼓舞。他先后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Bolshevism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他以極敏銳的眼光，比同時代的人更早更深刻地看到了這場革命與18世紀法國革命的本質區別，看到了它對20世紀世界歷史進程將產生的劃時代的影響，也從中看到中華民族獨立和中國人民獲得解放的希望。他指出，十月革命的時代精神和革命性質完全不同于法國革命，它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是人類歷史“新紀元”的開始。十月革命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他預言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宣傳十月革命的過程中，他自己的覺悟得到了迅速提高，很快從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中國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愛國運動。李大釗積極投入這場偉大的愛國運動，上街散發傳單，并積極奔走聯絡社會各界營救被捕入獄的陳獨秀，成為這場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而李大釗在這個時期的一個最大貢獻，在于他寫下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并組織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系統地介紹、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體系，批駁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因此，他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是20世紀初中國的“普羅米修斯”式的人物。在李大釗的影響、引導和直接培育下，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道路。李大釗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培養了一代革命家。
[簡介]
李大釗，字守常，河北樂亭縣大黑坨村人氏。1889年生，少年入私塾，熟讀四書經史，1905年清末入新政中開辦的永平府中學，兩年后考入剛剛開辦的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辛亥革命的爆發，使他深受影響，開始有憂國憂民之心。畢業后于1913年赴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學，入政治本科。
在日本3年，李大釗認真閱讀了日本早期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者河上肇、幸德秋水的著作，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不過頭腦中還兼容其他思想。他回國后投身新文化運動，先期辦報，又到中國新思想策源地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通過在社會實踐中比較檢驗，并得知俄國革命勝利的消息后，終于從1918年起在思想上確立了共產主義信念，并認為只有這一真理能夠救中國。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自發舉行愛國游行，李大釗演講鼓動并奔走營救被捕者。翌年初他與陳獨秀商討了建黨事宜，并支持北大學生鄧中夏等組織了早期共產主義組織，外稱“亢慕義齋”（英文Communism，即共產主義的諧音）。同年春，陳獨秀來信詢問黨名是否稱“社會黨”，李大釗回信一錘定音：“叫共產黨！”
1921年7月下旬中共“一大”在滬召開，李大釗因校內同仁生計需他解決，未能赴會。翌年8月李大釗赴上海拜見孫中山，代表中共提出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并得到同意，成為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牽線人。在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跨黨”身份的李大釗成為主席團五成員之一。同年親駕馬車率同志越出東北邊境，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并參觀五個月。隨后他回北京任中共北方區委書記，被軍閥稱作“北赤”的首要而遭通緝。1926年3月18日，他不畏風險，主持反帝大會后率群眾游行赴段祺瑞政府請愿，遭軍警開槍屠殺。走在隊伍前列的李大釗頭部和手負傷，脫險后率北方區委機關避入蘇聯大使館旁邊的兵營，在那里領導反帝反軍閥的斗爭。
舊中國每逢戰亂，下野軍閥和政治家避入外國使館是常例。西方列強對中共領導人進入蘇聯使館卻實行兩重標準，鼓勵奉系軍閥張作霖破壞國際慣例闖入搜捕。事先曾有人報警，李大釗畢竟出身書生，對形勢險惡估計不足而未轉移。1927年4月6日晨，北京軍警被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外國守軍放入，突襲蘇聯大使館，捕去李大釗等人。在獄中李大釗身受剝指甲等酷刑，仍堅不吐實。面對各界譴責及社會名流呼號營救，奉系軍閥竟于4月28日使用新從西歐進口的絞刑機殺害被捕的20人，對李大釗特別使用“三絞處決”法以延長痛苦。絞殺整整進行了40分鐘。時年李大釗38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