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四川馬爾康４月１５日電(記者 任珂 趙博 海明威)６７歲的阿拉·嚴板又回到了他曾經當差的土司官寨。看著土司裝修華麗的房間，嚴板覺得現在的生活比土司的好多了。
“以前土司在冬天只能吃一些干菜或者酸菜，哪像我們現在一年四季都有蔬菜吃。”嚴板說。這個他曾經在此當差的官寨，位于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馬爾康縣城以東九公里的卓克基鎮。
從元朝至元２３年（１２８６年）起到１９５１年民主改革實施，歷代中央政府冊封當地民族首領為土司，世代世襲，正四品銜。在這６６５年里，總共經歷了１８代。原始建筑在戰亂時被毀，這棟五層樓、共５４００多平方米的石木建筑，是最后一代土司索朗則朗于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建成。
嚴板就出生在官寨附近的察米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離家出走，剩下一家三口人相依為命。當時他家里從土司處租了４畝多地種糧食，即便是最好的年景也才收成１２００斤。然而不管遇到什么天災人禍，每年都要交２００多斤給土司，每年還要留下１００多斤作為來年的種子，剩下的糧食幾個月就吃完了。實在沒吃了，嚴板家就去借高利貸，借兩升糧食，到收成的時候要還三升。
而在官寨里，土司統治著方圓６５００平方公里土地上所有藏民。老百姓向他交租服差役，而土司向中央進貢，表明著自己與皇帝間的臣屬關系。土司和他的親屬吃著各種細糧和豬牛羊肉，喝著熱騰騰的酥油茶。土司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內地接受先進文化教育。在他的小金庫里，放著五個大錢箱，每一個都比一張床還大。
“除了糧食，我們還要交肉、柴火，甚至松茸。只要有炊煙的地方，就必須給土司交租。”嚴板說。
封建的差役制度讓嚴板家的負擔更大了。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他每月都要去土司家里義務當差十天。從背水、背柴，到晚上給土司捶背，什么都做。而且完全是義務勞動，一口飯都沒得吃，更不要說工錢了。
官寨對面的山坡上，一個出身在佃農家的藏族女孩也曾經歷著同樣的悲慘生活。她家交的租更多，一半的收成，都要給土司家送去。她被外婆帶到官寨去當差，見到索朗則朗立即下跪，頭還必須低著。
變化終于來了。１９４９年冬天，嚴板看到共產黨的飛機在上空盤旋，空投了很多救助物資。
“記得有一次空投了一個木條箱，落在半山腰上砸碎了，箱子翻滾下來，滿山上全撒滿了餅干。我們高興極了！”嚴板說。
隨后１９５４年實行了土地改革，１９５６年又實行了民主改革，土地都分給了農民。嚴板發現，他再也不用給土司當差了，他和其他鄉親們都自己為自己干活，也跟土司平等了。
１９５２年，那位藏族女孩被外公外婆送到馬爾康新成立的小學讀書，并起了一個漢族名字，藍素華。由于家庭貧困，藍素華得到了國家發放的每月１１元的助學金。小學畢業后，考慮到照顧家里的老人，她沒有繼續念書，選擇回家務農。
在經歷了６０年代一段比較緊張的生活之后，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嚴板感覺他的生活一天天地好起來。特別是近幾年來，農業稅被取消，每年每畝國家還要補貼５０元。退耕還林政策讓嚴板享受到每年每畝２４０元的補貼，此外還有每畝２０元的苗補。
“從小到大，種糧食還要倒給錢的事，從來沒有聽說過。”嚴板說。
藍素華當過生產隊記分員、會計和生產隊主任。１９７５年，她在擔任生產隊長時還加入了共產黨。退休后，她和老伴搞起了家庭旅館“藏家樂”，有１０個左右床位，連吃帶住每人每天收費６０元，學生減半，每年收入最多可達七八千元。據她介紹，在官寨對面西索村的６０多戶人家中，有３０多戶辦起了“藏家樂”。這些人家解放前大部分都給土司做過差役。
２００７年，藍素華和幾個鄉親一起去了北京旅游。在天安門廣場上的照片，被她擺在相框最醒目的位置。
“我們生得太早了，要是遲生３０年，一點苦都不會吃，而且什么都享受了。” ６５歲的藍素華說。
現在，嚴板還經營著一個采沙廠，每年可收入１萬多元。加上他的兩個女兒給他的錢，他過著很悠閑的日子，每天都在走家串戶。去年他跟老伴兒從馬爾康出發，花了將近三萬元，到拉薩、北京、重慶和成都旅游了一圈。
“我們最想去的地方是拉薩和北京。”嚴板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