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客觀存在的釣魚島領土主權爭議，采取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做法于事無補。

　　在近代歷史上，日本對外侵略擴張，尤其是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多次背信棄義，采取偷襲、突然襲擊的方式去攻擊對方，留下了非常惡劣的名聲。所以國際社會認為，軍國主義政權主導下的日本國家是一個缺少信用的國家。

　　二戰結束后，日本經過民主化改造，尤其是在《和平憲法》的規范下，按照和平發展的道路走了半個多世紀，迎來了日本的和平、安寧和經濟上的成功。這是好的一面。但同時日本社會中確實仍有一些人懷有“歷史舊夢”，留戀二戰前日本帝國強盛時期構建的“大東亞共榮圈”。正是因為有這些因素存在，在日本社會既有和平進步力量發揮作用，同時也存在右翼，無論是行動右翼，還是文化右翼，總是想開歷史倒車，使得日本在反思侵略戰爭歷史上表現得很沒有信用，不能取信于曾經遭受過日本侵略戰爭禍患的受害國。

　　中日釣魚島主權紛爭的問題由來已久。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一個日本能否取信于中國，取信于國際社會的問題。

　　中日兩國關系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實現以后的二十幾年中，雙方在外交交涉過程中是承認有一個關于釣魚島主權爭端的默契，形成過某種共識。但到了1996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生效以后，日本出于對海洋權益爭奪的考慮，開始轉變立場，矢口否認中日存在釣魚島領土主權爭議，使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給日后的爭端埋下了火種。日本是否有國際信譽，我們與這樣一個國家開展外交交往的時候，它是否是一個可以信任的對手，這又成為一個問題。

　　中日建交達成的默契共識

　　讓我們回眸兩國建交過程中關于釣魚島事宜再三提起并達成默契共識的歷史事實。1972年9月27日，中國總理周恩來和來訪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為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舉行的第三次限制性會談中曾有過這樣一段對話。田中說想借此機會問一下對方對“尖閣列島”的態度。周總理說這個問題我這次不想談，現在談也沒好處。田中接著說，既然我到了北京這個問題不提一下，回去會遇到一些困難，現在我提一下，就可以向他們交待了。后來田中又說，好，這個問題就不需要再談了，以后再說。周總理說，好，以后再說，這次我們把大的基本問題比如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先解決，不是別的問題不大，但目前緊迫的是兩國關系正常化問題，有些問題要等待時間的轉移再來談。以上是兩國領導人當時對話的原始記錄。

　　我們從兩國領導人談話過程中，可以看出雙方在這個問題上有相同的認知和主張。從日方角度，田中來華前，日本政界認為釣魚島主權爭端是橫亙在兩國關系上的一個重大問題，這種意見已經成了氣候，否則田中不會說“這個問題不提一下回去會遇到困難”。而田中所講的“他們”是連田中這位首相都必須顧忌的存在，顯然是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這股強大的政治勢力認為和中國建交就得談釣魚島問題。在中國方面來看，周總理是基于優先考慮到兩國建交這個大計，才主張這個問題暫時不談，認同了田中提出的所謂“以后再說”，并且明確指出不是別的問題不大，但目前緊迫的問題是兩國關系正常化，有些問題要等待時間轉移來談。顯而易見，釣魚島主權歸屬的分歧是建交之外的所謂另一個大問題，但為了避免阻礙建交進程，雙方領導人約定不在這個問題上糾纏。這清楚地說明了在建交談判的關鍵時刻，兩國總理就暫時避開釣魚島主權爭議形成了顧全大局的默契。這可視為中日兩國在釣魚島爭議問題上存在默契的濫觴。

　　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后，釣魚島問題因事關領土、主權和漁業資源利用，所以不斷成為兩國各層級領導人、外交官需要面對和磋商的重大問題。尤其是在為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舉行的談判中，上至最高領導人，下至兩國外交系統官員之間留下了大量談及此事的說帖和折沖。1974年11月14日，中國外長韓念龍訪日時和日本外務省次官東鄉文彥會談時重申了關于釣魚島等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1971年12月30日發表的聲明，表明了我國的立場。鑒于這個問題雙方認識不同，中方建議將它放一放，掛起來，不在《和平友好條約》中解決，對此東鄉表示，作為結論，贊成不在條約中談“尖閣列島”問題，但是“掛起來”的表達方式對日本和蘇聯的和約談判會產生微妙的影響，日本不希望給蘇聯把領土問題“掛起來”的借口。由此可見，雙方當時對作為“擱置”的口語表達的所謂“掛起來”本身并不存在大的疑義，只是日本擔心蘇聯會利用“掛起來”的方式擱置日本對蘇聯爭取北方四島回歸談判，才提出不使用“掛起來”的說法，而實際上，當時兩國外交系統都明白，釣魚島爭端只是個暫時束之高閣的問題，甚至日本相當級別的外交官在與中方交涉時也會經常談到，兩國領導人已經同意“掛起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