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預期是協調短期平抑周期與中長期持續發展的關鍵舉措。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穩預期”置于宏觀經濟治理的突出地位，體現了對經濟運行規律的深刻洞見和精準把握。當前，構筑持續向好的社會信心，已成為我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抓手。

　　中國經濟展現強勁韌性

　　2025年是我國“十四五”規劃收官之年，在國際形勢不確定性增強和內部經濟轉型升級的雙重壓力下，中國經濟展現了極強的韌性，為未來五年乃至更長時期的經濟健康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從國際經驗來看，當一國的人均收入水平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30%時，通常面臨增長動力轉換、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結構變革等多重壓力。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既有短期周期性因素的影響，也有長期結構性矛盾的制約，相較而言，后者更具決定性作用，這也是當前經濟預期不穩的根本原因。展望2026年，更大力度的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將為平抑波動、穩定經濟創造有利條件。

　　預期是決定經濟行為的關鍵因素。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深刻把握經濟發展規律，明確要求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提振社會信心。經濟預期具有自我實現、自我強化的機制，打破預期轉弱的負向循環，有助于推動經濟回穩向好、激活經濟內在活力。預期的根本性改善，既要健全信息發布與傳播機制，強化輿論引導和宣傳，也要直面當前的難點堵點問題，提出有效的應對措施。因此，宏觀經濟治理不僅要關注短期指標的“穩”，更要致力于以深化改革解決結構性矛盾的“進”，以制度環境的優越性、政策執行的連貫性、發展前景的確定性，筑牢社會信心的根基，持續鞏固拓展經濟穩中向好勢頭。

　　多措并舉穩預期增活力

　　第一，凝聚發展共識，科學合理制定增長目標，引導理性市場預期。從我國巨大的發展潛力、完整的產業體系、雄厚的市場規模、強大的創新能力以及經濟趕超的國際經驗來看，在未來較長時期，中國經濟仍有保持年均5%以上增長的潛力。只要精準實施逆周期和跨周期政策，增強宏觀政策的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推動經濟社會各領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這一增長潛力是完全有可能變為現實的。因此，在充分考慮我國增長潛力以及內外部約束條件的情況下，合理制定增長目標，有助于增強社會各界對未來經濟增長的信心，形成更為積極的理性預期。

　　第二，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改革攻堅，以創新活力與公平環境穩定企業預期。企業是經濟的微觀基礎。穩定企業預期，關鍵在于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一方面，聚焦發展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推動新舊動能轉換和產業轉型升級。各地應結合自身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推動產業向價值鏈中高端攀升。企業創新能力的提升和產業升級空間的擴展，有助于提高企業長期投資的預期收益，從而起到穩定投資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破除各種隱性壁壘，為各類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增強國有企業核心功能。深入推進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促進各類要素自主有序流動、高效公平配置。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企業產權和自主經營權，切實為民營企業提供良好預期。

　　第三，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穩定居民收入預期。收入是民生之根本，而居民的收入預期與就業密切相關。這就要求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綜合運用稅收減免、財政補貼、融資支持等政策工具，鼓勵企業吸納就業。通過發展新業態、支持靈活就業、加強職業技能培訓等方式，增強勞動者適應就業市場結構變革的能力。制定和實施就業質量提升計劃，鼓勵和支持各類企業創造更多高質量就業機會。此外，著力健全促進居民收入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積極落實城鄉居民收入倍增計劃。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在初次分配中著重提高勞動報酬占比，在再分配中加大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的調節力度并提高其精準性。充分發揮社會保障“安全網”和“調節器”的雙重功能，在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時，有效縮小收入差距。進一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劃轉社保基金的比例，充實社會保障能力，為穩步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提供財力支撐，以此緩解居民后顧之憂，穩定收入預期，激發內需潛力。

　　第四，理順政府間權責關系，以有效激勵與合理約束穩定地方政府預期。地方政府是推動經濟發展、激發經濟活力、落實國家戰略的骨干力量。穩定地方政府預期，關鍵在于理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權責關系，激發地方政府干事創業的熱情和活力。在維護中央權威、確保政令暢通的前提下，進一步向地方放權賦能，充分尊重和發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允許地方政府在國家統一的政策部署下，結合本地實際情況進行差異化探索。同時，健全科學的考核評價體系，引導地方政府從單純追求經濟增速轉向更加注重民生改善、生態環保、風險防控等綜合績效。通過清晰、穩定、可預期的激勵約束機制，引導地方政府行為規范化和理性化，形成全國上下齊心協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良好局面。

　　第五，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以開放共贏穩定外資預期。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識。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不利影響，更需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紓困破局、凝聚共識。一方面，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在產權保護、政府采購、競爭政策等方面，推動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改革，打造與國際通行規則相一致的營商環境。另一方面，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合理有序縮減外資準入負面清單，保障外資企業在要素獲取、資質許可、標準制定和政府采購等方面的國民待遇。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商簽更多高標準自由貿易協定，增強外資企業持續深耕中國市場的信心和決心。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新發展格局下金融結構優化與高質量技術創新研究”（21&ZD112）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教授；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