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論壇·溫故】

　　作者：甘生統（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弘揚正道，在追求德藝雙馨中成就人生價值。‘志高則言潔，志大則辭弘，志遠則旨永。’文藝承擔著成風化人的職責。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個人的道德修養、社會形象與作品的社會效果統一起來，堅守藝術理想，追求德藝雙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質兼美的作品，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

　　“志高則言潔，志大則辭弘，志遠則旨永”出自清代著名學者葉燮的詩學著作《原詩》。該著分內、外兩篇，內篇為詩歌原理，主要論詩的發展與創作；外篇為詩歌批評，主要談作品工拙。在《原詩·外篇上》中，葉燮對詩人之“志”與詩歌創作及風格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志之發端，雖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于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認為詩歌創作的關鍵是表現詩人之志，志有高卑、大小、遠近之分，如果用才氣、膽識、學力等不斷對其進行充實，志存高遠，寫出來的作品就會簡潔流暢、文辭雄健、思想深邃。

　　引文雖然只有短短15個字，但卻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文藝思想。

　　中國古代先哲們很早就認識到了文藝作品與創作主體之間的一致性即“文如其人”的問題。這一思想最早包含在“詩言志”“有德者必有言”和“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等觀點中。漢代的揚雄進一步明確了其內涵，指出：“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認為通過語言文字能判斷出一個人是君子還是小人。之后，在曹丕“文氣說”和南朝文論家尤其是劉勰、鐘嶸等人關于體性、才略等理論的影響下，這一觀點便普遍為大家所接受。白居易說：“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蘇軾在評價其弟蘇轍的文章時也認為：“子由之文實勝仆，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這一觀點盡管受到后世一些學者的質疑，如金代元好問以為：“心聲心畫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但絕大多數文論家還是認定文品與人品間的天然聯系，宋濂以為：“詩，心之聲也。聲因于氣，皆隨其人而著形焉。”劉熙載主張：“詩品出于人品。”龔自珍也認為：“詩與人為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其面目也完。”引文中，支撐葉燮主張的就是上述觀點。

　　基于對“文如其人”觀點的認同，古人極其重視對創作主體情志的培養。從孔子鼓勵學生“盍各言爾志”開始，重視立志便成為后世各類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的首要功課。諸葛亮教育兒子諸葛瞻：“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嵇康訓示子女：“人無志，非人也。”王陽明教導學生：“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古人不僅主張立志，還強調要立大志、高志、遠志。“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張載更是提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高遠志向，作為天下學子畢生向學的遠大目標。

　　由于文學創作是一個“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沿隱而至顯，因內而符外”的過程，志氣的高卑、大小、遠近，表現在文藝作品中便會呈現出不同風貌，“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是有著相同志向的兩個作家因性格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風格；“暢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麗，寒澀人詩必枯瘠，豐腴人詩必華贍，拂郁人詩必凄怨，磊落人詩必悲壯，豪邁人詩必不羈，清修人詩必峻潔，謹敕人詩必嚴整，猥鄙人詩必萎靡”是習性不同的詩人之“志”在作品中的不同反映。志存高遠之人的作品必定具有非同庸常的風貌，“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這樣的作品也才會有光照千古的藝術魅力，屈原“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作品也才有“衣被詞人，非一代也”的影響。

　　自古迄今，從“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到“文以載道”，文藝始終承擔著成風化人的重要使命。在21世紀的今天，經濟社會在空前發展的同時，也出現了諸多問題。這些問題，都需要文藝發揮其春風化雨的功能去加以解決。在這樣的歷史時刻，作為特殊生產者的文藝工作者，尤其要重視情志的培養，熔鑄性情，陶染所凝，把人生追求、藝術生命同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愿望緊密結合起來，不斷用浩然之氣和高遠之志孕育出文質兼美的藝術作品，對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產生積極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