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近23年以來，中央政府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一國兩制”實踐在香港的成就有目共睹。與此同時，“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面臨著新的風險與挑戰(zhàn)。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zhí)行機制的決定（草案）》（以下簡稱《決定（草案）》）十分及時，十分必要，十分重要，將為“一國兩制”行穩(wěn)致遠筑牢制度根基。

　　為更加深入地理解在香港特別行政區(qū)建立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和執(zhí)行機制的及時性、必要性、重要性，求是網(wǎng)記者特別專訪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于志剛。

　　“一國兩制”的嚴格前提和底線不可逾越

　　香港的回歸，是“一國兩制”結出的第一個碩果。關于“一國兩制”的正確理解，習近平總書記生動地指出：“‘一國’是根，根深才能葉茂；‘一國’是本，本固才能枝榮。”在“一國”與“兩制”的關系上，“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于“一國”并統(tǒng)一于“一國”。對此，于志剛代表表示，必須堅定不移并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準確認識理解和貫徹落實“一國兩制”，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

　　于志剛代表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有的甚至嚴重挑戰(zhàn)“一國兩制”原則底線。香港回歸近23年來，在憲法與基本法的憲制關聯(lián)及共同治理香港的制度銜接機制上，留下了較多的制度空白和模糊空間。2003年反23條立法大游行和2012年反國民教育風波，2014年香港非法“占中”和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嚴重破壞了“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秩序的憲制平衡及國家安全底線，香港基本法明確規(guī)定的23條立法有被長期“擱置”的風險。2020年以來，香港反對派對通過選舉奪權實現(xiàn)“完全自治”的圖謀，更是對于“一國兩制”的背叛，我國的主權、安全與發(fā)展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必須予以堅決遏制。

　　于志剛代表強調，“一國兩制”是有嚴格前提和底線的：其一，必須保障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fā)展利益，香港不能成為“反中亂港”和危害國家安全的基地，不僅香港人不能從事此類反國家活動，也絕不允許提供便利給外國勢力從事此類活動，這是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的目的所在；其二，香港管治的憲制平衡應建立在愛國者治港、按照憲法和基本法治港的基礎之上，如果香港不再是愛國者治港，如果香港脫離“一國兩制”而圖謀“完全自治”，就是對“一國兩制”的背叛。

　　2019年10月1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這是“一國兩制”方陣。新華社記者 劉瀟 攝

　　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憲制基礎

　　今年是香港基本法制定通過30周年。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的憲制基礎，這是對“一國兩制”憲制框架最完整和最準確的規(guī)范定義，需要在具體制度建設層面有序推進和實現(xiàn)。

　　于志剛代表指出，對于憲法和基本法關系的錯誤甚至是惡意的曲解，亟需澄清以下幾點。

　　第一，基本法的唯一憲制基礎只能是中國憲法，而不是《中英聯(lián)合聲明》，后者是國際法律文件，是兩國政府就解決香港治權移交問題簽署的雙邊協(xié)議，已在香港回歸時完全履行。我國憲法和基本法構成香港憲制基礎，而中國憲法又是“基礎中的基礎”，是基本法的憲制基礎。

　　第二，憲法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整體有效并適用，在具體適用性上按照“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特殊制度安排而有所懸置，懸置哪些條款由中國憲法秩序本身決定及調整。

　　第三，香港基本法不是“小憲法”，它的憲制基礎是中國憲法，它的不清晰和空白地帶由中國憲法秩序予以解釋和補充。

　　第四，中央不僅享有全面管治權，而且享有依據(jù)憲法和基本法對于授予香港的所有自治權力的全面監(jiān)督權。

　　第五，基本法的國家法屬性要求完善國家安全法制，排除外國勢力干預及香港極端勢力破壞，將香港納入國家安全法律體系之中，這并非要求香港實行與內地完全相同的國家安全法，而是在“一國兩制”框架內兌現(xiàn)國家安全法治承諾，實行維護和切合于香港法律秩序的國家安全法制。

　　2019年10月1日，約300名香港市民在維多利亞港，以游船方式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新華社記者 翁忻旸 攝

　　正確把握中央的全面管治權與香港的高度自治權的關系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要把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qū)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qū)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制度建設和執(zhí)法工作，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fā)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wěn)定，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

　　于志剛代表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審時度勢提出了“全面管治權”法理架構，是對香港部分人過度強調“兩制”而疏離“一國”的基本法解釋的糾偏，逐步取得治港的新共識及制度性進展。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qū)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上的重要講話，以及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的港澳部分表述，進一步確定了新時代香港“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實施的國家戰(zhàn)略與體制框架。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主題下提出了完善中央對香港全面管治權的若干制度，例如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增強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zhí)行機制以及建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qū)高度自治權的監(jiān)督機制等。今天討論的《決定（草案）》，就是落實其中的內容，目的是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變形，不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