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 中國是個大國，韌性強，潛力大，回旋余地大。這為我們正確認識中國經濟走向指明了方向、堅定了信心。實踐告訴我們，看待任何事物和任何問題都不能采取主觀和片面的態度，否則就容易陷入機械論和唯心主義。看待經濟發展這種極其復雜的社會現象，更應該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堅持客觀、全面、辯證、積極的立場方法。不可否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國經濟的下行壓力是比較大的。這是問題的一方面，不能回避。但是重要的不是問題本身，而是我們解決問題的客觀條件和能力。我們更應該看到，保持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發展的基本條件并沒有發生改變，中國經濟仍然具備韌性強、潛力大、后勁足的特征。

　　一

　　經濟學理論認為，決定經濟增長的幾個關鍵因素包括：資本、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資源、科技創新、生產組織效率、投資需求、消費需求等等。就我國的現實情況來說，我國有著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龐大的人力資本和人才資源，這些客觀條件和顯著優勢，是新中國成立7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發展積累形成的，也是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起點和基礎。

　　從物質技術基礎方面來看， 2019年我國經濟總量已經接近100萬億人民幣，穩居世界第二。市場主體超過1億，世界500強上榜企業數量已與美國相當，誕生了華為等一批位于全球產業鏈中高端的跨國企業，經濟活力不斷增強。我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當中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供應鏈體系健全、產業配套能力強、生產組織高，這也是我國能夠成為全球第一制造大國、全球產業鏈不可或缺的國家的原因。同時，我國的科技水平正在從跟跑到并跑、領跑階段邁進，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全球創新指數報告，2019年中國創新能力居全球第14位，排名連續４年上升。

　　從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方面來看，首先，我國人口超過14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萬美元，中等收入群體近4億，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樣龐大的人口規模特別是中等收入群體，也必然會帶來旺盛的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其次，我國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為60%，與高收入經濟體80%左右的水平還有較大差距，而未來我國的城鎮化率將以每年1%的速度遞增，這必然會帶動投資消費的快速增長。再次，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點較為明顯，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發展差距較大。差距就是發展的空間，比如基礎設施投資，雖然我國已經形成比較完備的現代基礎設施網絡，但是目前我國人均基礎設施存量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的20%-30%，許多領域仍存在不少短板，這為投資提供了很大的空間和潛力。

　　從人力資本和人才資源方面來看，改革開放以來，“人口紅利”是推動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有近9億勞動人口，勞動力資源絕對量龐大。同時，我國一年大學畢業生有800多萬人，1.7億受過高等教育和擁有專業技能的人才，9100萬科技工作者。這些豐富的人力資本和人才資源顯著地提高了我國的知識創造能力。截至2019年年底，國內（不含港澳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186.2萬件，每萬人口發明專利擁有量達13.3件，提前完成“十三五”規劃確定的目標任務。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轉為“人才紅利”，積極效應正加速顯現。

　　綜合來看，雄厚的資本積累、強大的高效率的生產制造能力、完善的產業鏈、廣闊的市場需求以及巨大的 “人才紅利”，這些供給端和需求端所存在的發展潛力和發展勢能，決定了我國經濟仍然具有巨大的韌性，具備長期向好的客觀條件。

　　二

　　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這條基本原理說明了這樣一個深刻的道理，在探討經濟發展時，不能僅僅局限于資本、能源資源、技術、勞動力等資源稟賦，還必須充分考慮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制度體系是否有利于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

　　如果把經濟發展的客觀條件當作一個舞臺，那么即使是具備相似的客觀條件，不同的國家在這個舞臺上也是會導演出良莠不齊的劇目來。縱觀世界進入工業革命的歷史，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真正能夠實現經濟長期較快較穩定發展并完成工業化的非常少，有的國家雖然有著豐富的石油、礦產等能源資源，但是卻陷入了“資源詛咒”；有的國家雖然曾經一度取得了較快的增長速度，但是卻因為采取了錯誤的經濟政策而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國家因為政治制度出現問題，政權倒塌，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動蕩、經濟凋敝，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后的一些國家就是最顯著的例證；還有不少國家因為沒有找到正確的發展道路，一直徘徊在不發達的邊緣。

　　我們國家能夠在短短70年的時間里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的工業化過程，從一窮二白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出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跟我們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一套比較有效的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發展、應對風險挑戰的制度體系是密不可分的，特別是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上的優勢。

　　在政治制度方面。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從經濟發展角度來說，資源稟賦要轉化為實際產出，社會再生產要實現各部類之間的平衡，就必須處理好農輕重各部門，財政、貨幣、稅收、產業、基礎設施等各領域之間的關系。在我國，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能夠保證各項制度相互協調、有效運轉，集中力量解決阻礙經濟發展的各種不利因素，保證經濟發展的正確方向。二是建立了適合我國國情和實際的民主政治制度，這樣一套制度安排，有效地調節了國家政治關系、政黨關系、民族關系、宗教關系、階層關系、海內外同胞關系，確保了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了優良的環境。

　　在經濟制度方面。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指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的一個顯著優勢。在具體實踐中，一是在所有制層面，我國形成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所有制格局，既發揮了國有資本在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開拓國際市場、維護國家安全、增強我國綜合實力方面的重要作用，也發揮了非公有制經濟在激發市場活力、增加財政收入、促進社會就業、滿足多樣化的社會需求等方面的積極作用。二是在分配上，我國的分配制度比較好地處理了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既能夠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也有利于消除剝削和防止兩極分化。三是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既強調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強調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這只“有形之手”不斷為市場機制的有效發揮創造條件，比如科學的宏觀調控、健全的法律制度、有效的外部規范和監管、完善的基礎設施、系統的戰略規劃等等，從而實現“有效的市場”與“有為的政府”有機統一。

　　三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旅游、餐飲、文化娛樂等消費性行業都遭受到了嚴重沖擊。可以說，疫情短期內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但是如何看待疫情對今年以及未來我國經濟的影響？短期的沖擊并不意味著未來的經濟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能否在防控疫情的同時，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來對沖負面影響。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發展起來的，而是歷經各種風險挑戰。比如1998年，當時我國經濟遭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和洪澇災害的雙重夾擊，隨之而來的就是國內外一片唱空中國經濟的聲音，但是通過采取有效的經濟政策，1998年和1999年經濟仍然保持了7%以上的高速增長，2000年后則達到了8%以上。又如，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曾造成經濟增速短期內下滑，盡管如此，當年經濟增速超過10%，并在隨后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長并一舉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樣的例子并不鮮見。所以，對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我們要在堅定不移抓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時，統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各項任務，保持經濟平穩運行。即使是受影響最大的服務業，疫情過后，積壓的消費很有可能會集中釋放并迎來一輪高速增長。

　　此外，從技術發展史來看，一些重要的創新創造往往會在因應風險挑戰的需求中出現，一些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隨之誕生，并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今天中國蓬勃發展的電子商務、互聯網經濟就是在應對“非典”疫情中成長起來的經濟形態。當前，得益于以5G、人工智能、云計算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知識共享、遠程教育、遠程辦公、遠程診斷等一系列新的生產生活方式正迅猛發展。隨著經濟運行回到正常軌道，更多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將會陸續誕生并茁壯成長，為中國經濟開辟新的增長空間。

　　總體來看，我國經濟韌性強、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短期的疫情沖擊不會也不可能改變這樣的趨勢。只要我們堅定信心、團結奮斗，充分發揮好制度優勢，就一定能戰勝疫情，化危為機，推動我國經濟沿著高質量發展軌道向好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