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國挑起貿易戰以來，中美之間貿易摩擦和爭端不斷升級，國內外輿論對白宮的譴責一直不斷，但也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在網上流布。一種是把責任歸咎于中國，說是“中國在戰略上‘過分自信和高調’，招致了美國的組合拳”；一種是批評中國不該反擊，說是“及早妥協讓步，貿易戰就不會愈演愈烈”。言下之意，只要中國服軟，美國就會“高抬貴手”，中美“貿易戰”也就不會打了。

　　事實果真如此么？

　　貿易戰這件事，即便從中美關系的邏輯考量，也需要一些更寬廣的歷史視野。

　　當年，面對實力強大、意識形態相異的蘇聯，美國發動“冷戰”，“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對蘇聯進行全方位打壓和遏制，成為導致蘇聯解體的重要外因，美國自詡贏得了“歷史的終結”。上世紀80年代，迅速崛起的日本，很快成為美國的“心病”。盡管那時的日本對美國亦步亦趨，社會制度也由美國設計，美國依然不斷制造貿易摩擦，頒布“自愿出口限制”項目，簽訂“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最終讓日本陷入“失落的二十年”。

　　可見對華貿易戰，絕非一些人“高調招敵”“意識形態”導致“中美關系緊張”所能解釋的。設置對手一直是美國為確保自身強勢的戰略慣性——自1894年美國GDP世界第一以來，在美國的“戰略詞典”里，哪個國家的實力全球第二，哪個國家威脅到美國地位，哪個國家就是美國最重要的對手，美國就一定要遏制這個國家。

　　有人曾總結，在美國國際交往邏輯里，存在一個“60%定律”：當另一個國家經濟規模達到美國的60%，并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甚至有快速趕超美國的可能之時，美國就一定會將其定為對手，要千方百計地遏制住對手的成長。不管是當年的蘇聯、日本，還是現在的中國，概莫能外。

　　無論中國怎么做，在美國看來，中國的發展已經“危及到了美國第一”。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美國的60%，是日本、德國、英國的GDP之和，還是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世界最大外匯儲備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發展成果進入井噴期，擁有世界四分之一的工業能力，創新科技水平正快速追趕美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系更加密切，對世界其他國家也充滿吸引力……自鴉片戰爭以后，經過100多年努力，中國重新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這是我們觀察中美貿易摩擦必須清楚的基礎性事實。如此大的體量、如此重的分量，不是“低調”就能隱藏的，就像一頭大象不可能隱身于小樹之后。

　　盡管中共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中國依然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也一再重申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但以美國一以貫之的邏輯，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理所當然地成了美國全球霸權地位的最大挑戰者。更何況，“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潛力均遠大于歷史上的蘇聯與日本”， 成了美國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對手”。對于這樣的“對手”，美國必然會采取兩種手段，一是以對手來激勵自己，爭取民眾對“美國再次強大”的政治支持；二是在各個層面遏制對手的超越。

　　白宮前首席戰略師史蒂夫·班農曾毫不掩飾地說：“我們正在與中國進行經濟戰。25或30年內，我們中的一個將成為霸主，而如果我們陷入其中，霸主將是他們。”班農這句話，真正的價值是他對中美經濟博弈格局及其未來發展前途的判斷，以及美國政府為改變這一歷史趨勢所做的歷史選擇。如果我們明白了這個，就會明白中國當前所面臨的來自美國的一切挑釁和壓力，都是美國統治階層一直遵循的邏輯使然。

　　正是這種將霸權主義作為國際關系基礎的觀念，導致了白宮對21世紀世界秩序的錯誤判斷、對中國和平發展的錯誤判斷。許多人都關注到，早在去年12月，白宮發布的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已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稱中國是挑戰美國實力、影響力和利益，意圖侵蝕美國安全和繁榮的“修正主義國家”。

　　再往前看，這種視漸漸強大的中國為“對手”的思維，并非這屆美國政府所獨有。

　　一份智庫報告曾把美國的敵人按照遏制的優先循序劃分為“紅線”、“黃線”和“綠線”。作為“紅線”的蘇聯首當其沖，作為“綠線”的伊斯蘭世界排在最后，而“黃線”就是冉冉升起的中國。很多學者都相信，如果不是“9·11”讓美國掉轉了槍頭，今天的中美貿易戰可能早就開始了。

　　中國人這些年已經習慣了美國人動不動就黑我們，特別是在拉票的時候。

　　2000年，小布什在競選時就明確提出“中國不是美國的戰略伙伴，而是美國的競爭對手”，并在其任期內對華實行“遏制性接觸戰略”。

　　2009年，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更是宣布“重返亞洲”和實施“亞洲再平衡”計劃，目標對準的正是快速發展的中國。奧巴馬不止一次強調，“我無法接受美國成為世界第二”。

　　中國人這些年也懂得了美國人為何捧我們，特別是在美國自己有麻煩的時候。

　　比如“9·11”出現了本·拉登，2008年又有金融危機，美國自己有麻煩，就開始借重中國，攜手打擊國際恐怖主義、防止全球經濟崩潰。當時的美國戰略家甚至提出了G2以及中美國（ChinaAmerica）的概念。就像美國卡托研究所外交政策研究主任約翰·格拉澤所言，“過去幾十年中，美國對中國采取的態度，在不屑一顧的傲慢，真誠的合作和無恥的競爭之間搖擺不定。”這種“搖擺”，并非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沒有目標和準則。當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讓美國稱心如意，而且在一些層面對“美國第一”形成了挑戰，遏制必然加重，并會隨著霸權的慣性而升級。

　　回顧中美經貿磋商過程，美國政府言行不一、搖擺不定、出爾反爾，但其背后的邏輯并無二致，無非是戰略打壓、戰術訛詐；其真實意圖也不言而喻，絕不僅僅是縮小貿易逆差，而是要在更廣泛意義上遏制中國發展。對此，2015年4月份，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醒醒吧美國，中國必須被遏制》。細數美國加征關稅的清單，條條針對中國高技術制造業發展，處處針對中國產業的轉型升級。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保羅·肯尼迪坦言，白宮宣布新的關稅政策，“反映出美國存在的巨大焦慮”。

　　這種“巨大焦慮”的背后，是美國要確保自己永遠不可超越的“絕對優勢”。

　　其實，中國的發展，本不應引發美國如此“焦慮”。《紐約時報》最近發表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財政部顧問史蒂夫·拉特納的一篇文章，說到：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9380美元，而美國為61690美元，不到美國的六分之一；且“仍有7億中國人——約占中國人口的一半——每天生活費僅為5.5美元或更低”。

　　然而，即便如此，在美國的一些戰略家看來，中國的發展已經變得“難以忍受”。執掌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的彼得·納瓦羅在《致命中國》一書中，曾詳細列舉“摧毀美國工作機會的八種武器”，并稱中國“快速變成全球最厲害的刺客” ，將矛頭直指中國。而這本書被視為“白宮處理對華關系的指南手冊”。

　　有人說得好，站在中國的立場，中國要求發展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在一些美國戰略家看來，中國正在一步一步地成為美國最強勁的對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首任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說得更是直白：只要中國不放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就將繼續挑戰美國在各個層面的統治。這恐怕才是挑起貿易戰的真實意圖，那就是堵死中國在產業升級的關鍵階段向上攀升的機會，打掉中國蓬勃發展的勢頭。然而，為了確保自己遙遙領先的“絕對優勢”，不惜打壓13億中國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正當權利，這不是強權邏輯又是什么？又哪里有一點“歷史正義”？

　　二戰以來，美國也曾遇到若干挫折，但從未失去過霸權地位。它把自己搞垮蘇聯、打敗日本都視為“天定命運”，進而認定今天打壓中國的發展，也是自身歷史命運的必然。然而，合作則共贏，對抗必雙輸，這是任何有戰略眼光和清醒頭腦的人都會認同的客觀事實，也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趨勢。那種“自己好處通吃，別人只能完敗”的零和思維，那種“身體已進入21世紀,而腦袋還停留在舊時代”的陳舊戰略，既不可能讓美國重建“單極世界”，更不可能阻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不要忘記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的警告：如果美國把中國當作敵人，那他們就會變成敵人。

　　我們也要看到，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一直都存在阻力，作為一個商業社會，中美經貿合作對美國商界及他們聯系的美國生產和消費鏈有著巨大利益，這些利益會沖擊美國一些精英設計的對華激進戰略，為中美關系提供不被那些精英徹底綁架的可能性。這也是兩國熱愛和平及理性力量維護中美關系平穩的努力空間。

　　歷史經驗告訴人們，一個繁榮的中國對美國有利，一個繁榮的美國對中國也有利。正因如此，習近平主席反復強調，“我們有一千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好,沒有一條理由把中美關系搞壞”，提出構建“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指出“中美兩國如何判斷彼此戰略意圖，將直接影響雙方采取什么樣的政策、發展什么樣的關系。不能在這個根本問題上犯錯誤，否則就會一錯皆錯。”中國無意改變美國，也不想取代美國；美國無法左右中國，更不可能阻止中國的發展。不經風雨，何以見彩虹？我們深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堅信只要全體中華兒女眾志成城，任何人都不可能阻擋我們前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