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伏天,日頭正盛,白晃晃地讓人睜不開眼,空氣中不時襲來滾滾熱浪。

　　“這么熱,工人怎么還在工作?”

　　福建安溪縣種茶大戶劉金龍正帶著客人參觀茶山。車轉了一個彎,眼尖的客人驚呼了一句。

　　“工人們早就去吃飯乘涼了啊。”劉金龍納悶地順著客人手指的方向望去,一抹飄逸的青綠色在茶樹間起伏,他馬上了然于心。

　　“這哪是工人,都是大學里的教授,是專家。”劉金龍笑著解釋。

　　在田里工作的正是與劉金龍合作許久的廖紅。他熟悉這位教授的脾氣,只要一聲招呼,還沒等他上山,廖紅和她的團隊一大早就扎進田里忙活了,總穿著那件“下田裝備”——綠色防曬衣。

　　從“倒數第三”到土壤“老中醫” 

　　劉金龍曾一籌莫展。

　　種茶20多年,生活富裕了,腳下的土地卻越來越令他擔憂:土壤的貧瘠使得茶葉的產量不高,大量的化肥和除草劑被投入使用,形成新的惡性循環,水土流失、土壤酸化、茶葉品質不穩定……

　　“大家想改變,但沒有合適的辦法。”劉金龍曾打聽到,銀杏適合在南方種植,還能改良土壤,便花了十幾萬元,在田頭和路邊遍種銀杏。結果兩年過去,這些銀杏還只是一根根“光桿司令”,連葉子都長不出幾片。

　　彼時,廖紅也正在犯愁。她敏銳地看到了村里的環境問題,想以此為基地,為農民探索出一條綠色發展的路子。然而,不管是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還是國際植物營養學會常務理事里唯一的中國女科學家,這些在科研領域的“光環”根本得不到農民認可。

　　許多農民對她這樣的“專家”很戒備,怕她是來“推銷的”“坑錢的”“騙人的”,直接“拒之門外”。還有一些人看不起她,認為廖紅不過是一個“小女子”,“憑什么要聽她的”?

　　一次,廖紅看到一篇社會學論文提到,在中國大部分農民心中,對“專家”的信任度只排在倒數第三,但是對“本地能人”的信任度是第一。

　　廖紅靈機一動,或許換種思維,就能柳暗花明。于是,她找了很多當地的學生參與調研,讓他們幫忙介紹親戚“能人”合作,她與劉金龍也是這樣“接上了頭”。

　　廖紅知道劉金龍對“科技力量”的期待,而這也是她面對的一道考題。她為當地的茶園設計了“茶豆套種”模式,讓茶樹與大豆進行間作,利用大豆生物固氮的效果作為“綠肥”,提升茶葉產量與品質,同時保護生態環境。

　　不施化肥,不用除草,不到一年,“綠肥”大豆新鮮出爐,長勢良好,給這片貧瘠的土地補充上了營養。原來光禿禿的茶山上一下了變得熱鬧起來。茶樹上各種蜘蛛、瓢蟲,山雞和野鳥不時光顧,夜里還有山豬出沒。

　　“剛開始他認為跟我合作實驗肯定虧本。”廖紅說,“但實驗證明,茶豆套種不僅改良土壤,而且提高茶葉質量,農民能掙到錢,我就放心了。”

　　跑的地方多了,廖紅對福建的土壤情況掌握了七七八八,總能準確地判斷出當地土壤的問題,“就跟老中醫治療土壤一樣”。一傳十,十傳百,各地的農民紛紛找上廖紅。

　　在廖紅家,滿滿當當放著農民為表感謝送來的水果蔬菜。她還記得,有一次離開村子時,幾個農民專門趕來,硬是塞給她一袋雞蛋。

　　廖紅沒想到,她這個該是“信任度倒數第三”的專家,竟逐漸成為農民們最信任的人。“農民真的很樸實,為他們做些小事都會記得很久。”她總愛說,“我們一定要對他們好一些。”

　　“紅”葉對根的情意 

　　每一個來找廖紅的人總是在樓梯口就聞到了花香。

　　她的實驗室位于福建農林大學根系生物學研究中心。因為從事土壤和根系方面的研究,廖紅對植物也有著特別的感情。實驗室的走廊上放滿了各種花草,有桂花、米蘭、三角梅……當被問起為什么挑選這些植物時,她笑著說:“就兩個標準,一要‘抗力’,粗生粗長不嬌貴,二要漂亮,或者香一些。”

　　“抗力”與“漂亮”,這兩者看似矛盾,說的既是植物,也是廖紅自己。

　　愛穿裙子,知性端莊,這是學生們對廖紅生活中的印象。但一到田里,她“抗力”的性格就爆發了出來,精力旺盛,從來不喊累。在她看來,下田比“坐辦公室”有趣得多。盡管最近的基地都在一百公里以外,山路崎嶇,但對廖紅來說,每次下田仍像“郊游”一樣。

　　這種親近感,與父親的影響息息相關。廖紅出生于四川省資中縣。小時候,廖紅常跟著父親去山里晨跑,山路兩邊長滿了曼妙的植物,姿態各異,深深吸引著廖紅。“只有茁壯的根才會長出繁茂的‘綠葉’。”父親說。這也讓她對“根”產生了最初的好感。

　　研究生期間,廖紅跟著導師開始研究大豆根系。“大豆是一種重要的輔助性作物。”廖紅說。有一年她曾經進行大豆和劍麻的間作試驗,恰逢大旱,幾千畝劍麻都枯死,連雜草都熬不住。

　　讓人驚喜的是,其中一個大豆品種還頑強地站立著。廖紅挖開大豆的根部,發現主根扎到地里一米多深,上層的根部已經干枯,但最下面的細跟還在拼命生存。過了一個禮拜,下了一場雨,枯死的根部又長出了新根。

　　“這是多么強大的生命力啊。”廖紅說。這也讓她堅信,通過不斷改良,這些綠肥“大豆”能為南方貧瘠的紅壤帶來肥力,能為農民探索出綠色發展之路。

　　跑遍了大半個福建,廖紅發現,南方土壤改良是當下研究的空白。部分科研成果和政策在北方有效,在南方卻遭遇水土不服。福建地區大部分是酸堿度低于4.5的土壤,國際上普遍認為長不出能固氮的大豆。

　　“我就不相信培育不出來”,于是,廖紅便蹲在福建的田頭不斷鉆研,終于種出了讓國際上其他團隊都眼紅的“綠肥”大豆。她的大豆,即使在酸堿度為4時也能長出用于固氮的根瘤菌,更能給土地返補營養,離廖紅的心愿又近了一步。

　　在江西大豆暴發根腐病的時候,廖紅曾前往調研。實地考察時,她看到一個80多歲的老農,提著籃子,佝僂著腰,低著身子,一顆一顆地給枯萎的大豆施肥。“他不知道,這么精細地施肥,只會加重大豆的根腐病。”

　　“他只是想讓大豆長得好,但不知道怎么做。”廖紅心酸地說。她意識到,農民種植時“科技含量低”,是產生生態問題的重要原因。如果高精尖的研究成果能切實“落地”,就能實現雙贏。

　　“我始終覺得,我們的論文不能只寫在紙上,更應該寫到實踐一線,寫到大田里去。”廖紅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四體不勤、五谷不分。她計劃在靠近合作農戶的安溪茶學院后山開墾一大片田地,作為學生的實踐基地,讓學生能摸得著土地,摸得著他們研究的作物。在未來,周圍的中小學生,甚至是農民都能利用這些實驗田來做實驗。

　　“之前考慮自己的研究比較多,現在總希望學有所用。”廖紅說,特別是成為十九大黨代表之后,自己肩頭的擔子又重了一些。她在研究之余,更細心收集和聆聽農民的心聲。

　　“作為黨代表,我想讓先進的研究成果惠及更多農民,也要把他們的想法傳遞出去。”廖紅說。（王妍、郭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