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外媒：中國讓超7億人脫貧 占全世界總數四分之三

　　參考消息網1月9日報道 據新加坡《海峽時報》網站1月6日刊登題為《中國脫貧減困的經驗》一文，作者為美國密歇根大學政治學助理教授、《中國如何擺脫貧困陷阱》一書作者昂媛媛。文章稱，2016年10月，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聲明，到2030年要消除貧困，但聲明中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中國。

　　專家學者去年10月齊聚華盛頓特區，討論全球消除貧困這個歷史悠久的問題。在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年度會議上，人們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發展目標。

　　與以往一樣令人意外的是，人們對于世界上解決貧困問題最成功的國家——中國幾乎沒有給予關注。例如，這兩家多邊銀行發布了一份聯合聲明，到2030年要消除貧困，但聲明中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中國。

　　文章稱，僅中國一個國家的脫貧人數就占全世界總數的四分之三。1980年時，中國比孟加拉國和乍得還要窮，然而只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這個國家就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誠然，中國現在仍然存在非常懸殊的貧富差距。許多人沒有從繁榮中獲益。但是，中國的發展已經使超過7億人擺脫了貧困，這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國際社會反常地將中國的經驗棄之一旁，這樣做雖然惹人注目，但是不可取。

　　文章稱，顯而易見，對中國的經驗不屑一顧是令人遺憾的。那么，有什么是可以學習中國的？中國充滿了應變力和創造力，兩者往往蘊含在體制和社會草根階層中。

　　由下而上的應變力——而非中央計劃——一直是中國擺脫貧困陷阱的推手。

　　文章稱，其實，中國擁有世界上權力最分散的政府之一。中央領導層規劃宏觀設想，但是日常的發展工作卻由地方政府來做，中國是通過地方政府與投資者和老百姓進行直接互動的。

　　這種權力高度下放的模式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那就是地方政府官員和企業家積極使用各種方法開辟市場。

　　為了理解這一點必須重溫歷史。回顧中國那些富裕的沿海城市的發展史，它們是像新加坡那樣，靠最先設立有效的財產權、根除腐敗和聘請專家型官員來擺脫貧困的嗎？

　　文章稱，不，不是的。相反，這些地方首先是將所有官員都派出去積極尋找投資者。

　　然后，隨著地方經濟的增長，他們不斷調整發展目標：對投資者從來者不拒到擇優引入。這些變化促使地方政府招募專業人士，并以有效的方式保護財產。

　　換句話說，世界銀行倡導的“良政”模板并非形成市場的原因，而是市場帶來的結果。良政有助于維護已經存在的市場。但是，打造新的市場要求對貧困社會的既有特點進行隨機應變。

　　文章稱，事先說明，這里的經驗并不是說別的國家應當全盤照搬中國的做法。那樣做是愚蠢的。重點是，貧困的社會必須利用自己的特點啟動發展，而不是引入富國的最優做法。

　　想一想別的國家的例子。在尼日利亞，當地的電影制作者把盜版作為一種重要的銷售渠道，使電影在一個條件不利的國家能夠被迅速賣出。在孟加拉國，農村密集的非正規網絡成了該國社會企業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成功試驗小額貸款項目的基礎。在印度尼西亞，利用落后的公共運輸和軟弱無力的規定，叫車生意越來越紅火。

　　文章稱，窮國的失敗例子比比皆是。人們很容易將窮國的失敗歸咎于糟糕的制度、貪污和軟弱的政府。

　　但是，人們真正需要了解的是，如何在不利的條件下創造成功，如何將發展中國家的問題轉化為可能的解決方案，以及如何利用一國特有的知識體系應對挑戰。

　　在這些方面，中國都是教科書般的案例。但其他國家絕不能也沒有辦法完全照搬中國的經驗，正如任何國家的經驗，包括美國的在內都不應盲目照搬一樣。

　　文章稱，各國領導人將繼續落實聯合國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然而，中國的經驗無疑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