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中，她們像男人一樣行軍打仗，還要籌措軍糧，架橋修路，護衛傷病員；沼澤中，女戰士在生命最后一刻，祝愿戰友幸福，順利到達目的地……她們一次次面對信念、意志力、體力的極大挑戰，從容面對犧牲，頑強走向勝利。今天，我們來聽聽她們的故事，女紅軍傳奇。

　　長征不是想參加就能參加的

　　1934年秋的一天，時任少共中央局青婦干事的王泉媛突然接到命令，中央紅軍將有重大行動，讓她馬上接受體檢，如果體檢不合格，就不能參加這次行動。

　　王泉媛后來才知道，上級所說的重大行動就是突圍，開始戰略轉移，這就是后來舉世聞名的長征。

　　當時紅軍中有不少女兵，大家都希望跟隨大部隊行動，但由于征途艱險，只有少量女性被允許參加。跟隨部隊長征的女紅軍的名單，是由中央組織部和總政治部提前擬定好的。條件有三條，第一條要是共產黨員，政治上要可靠；第二條要有獨立的工作能力，會做群眾工作；第三條就是身體比較強壯，能夠適應各種艱苦的環境。

　　政治上合格以后，還要進行嚴格的體檢。江西瑞金的中央紅軍總醫院醫療條件相對比較好，當年女紅軍們的體檢就在這里進行。體檢的項目有量體重、查血、查尿，甚至還有X光檢查，體檢用的X光機來自蘇聯。

　　很多女紅軍在此前，根本沒有聽說過體檢。一聽說體檢，特別是做X光要把外衣脫下來，有些人忐忑不安，有的人還覺得很尷尬。

　　王泉媛順利通過了體檢。1934年10月，她被編入有30名女紅軍的干部休養連，跟隨中央紅軍的大部隊踏上征程。

　　跟男同志一樣 什么都能干

　　長征開始后，時任少共中央局宣傳部組織部部長的劉英，曾負責后勤 供給 運輸等工作。在1996年接受采訪時，劉英說：“我們那個時候不示弱”，“沒有什么特別照顧我們女同志，沒有，我們都是很堅強的。跟男同志一樣。你們能干的我們也能干。”

　　在中央紅軍第一次過草地之前，女紅軍們接到任務，必須迅速籌夠七天的糧食。當時19歲的鐘月林參加了這次籌糧行動。

　　在2006年采訪中，鐘月林回憶說：“這七天的糧食從哪里來啊，藏族樓上住人，樓下喂馬。馬圈里頭有麥子有青稞麥，有馬吃了拱出來的，也有馬拉出來沒有消化的。我們拿一個笤帚，拿一個簸箕，一掃，掃，掃”。她們把臟東西搞掉，洗干凈，再把它炒熟了，軋成面。

　　除了中央紅軍30名女紅軍之外，紅二十五軍也有7名女護士跟隨部隊長征，人稱“七仙女”。紅二方面軍參加長征的有21名女性，她們沒有單獨編隊，而是分散在各個單位。其中有干部、機要員、宣傳隊員、炊事員、護理員等。當年僅12歲的馬憶湘就在紅二方面軍總醫院作護理員。

　　2011年，馬憶湘接受采訪時說，當年，她給部隊唱山歌，慰問傷兵，讓傷兵高興；還給傷兵洗屁股，洗大便，我不覺得臭，不覺得難看，他是大哥哥，我是小妹妹。

　　長征途中，有好幾位女紅軍生了孩子，但是孩子大多夭折或送人。紅二方面軍機要員陳琮英的女兒生在了羊圈里，幸存下來，取名“遠征”。

　　翻身求解放 走上長征路

　　紅四方面軍參加長征的女紅軍人數最多，大約有2500多名。而且她們擁有成建制的婦女部隊。

　　1932年12月，紅四方面軍進入四川，開辟川陜革命根據地。川陜邊區軍閥連年混戰、暴政似虎，加上這一帶的男性大都吸食鴉片，婦女承擔著繁重的生產勞動。而且，她們的婚姻絕大部分是包辦甚至是買賣婚姻，一些婦女很小的時候就給人家當童養媳。所以女同志翻身求解放的愿望特別強烈。

　　大批婦女投入革命踴躍參軍，四川通江縣赤家鄉15歲的劉漢潤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3年初，劉漢潤參加紅軍，因為表達能力強，被分到了宣傳隊。這年10月，做童養媳已有6年的王定國，也在四川參加了紅軍。

　　1933年，紅四方面軍從川陜省委機關和眾多報名的優秀婦女中，挑選出400多人，在四川省通江縣組建了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營，紅軍第一支正規婦女武裝從此誕生。

　　后來，婦女獨立營發展為兩個團。第1團為總指揮部機動團。第2團主要任務是保衛機關、紅軍醫院、倉庫、運送彈藥、轉送傷員等。

　　此外，總供給部、總醫院、新劇團等部門中也有不少女兵。后來劉漢潤到了婦女工兵營，隸屬于總供給部。長征開始后，王定國到了新劇團。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這些女紅軍隨軍行動，她們既是戰斗隊，又是擔架隊、運輸隊，她們打仗、籌糧、運物資，制作被服、照顧傷病員、發動群眾，甚至造橋、修路，為主力部隊開辟道路。

　　不管多么苦 只能一直向前

　　婦女獨立2團曾經負責轉送1000多名傷病員，其中，五、六百人需要用擔架抬，她們必須在一天內翻越140多里的山路。女戰士們往往是手腳并用，膝蓋磨破，鮮血直流。

　　四川旺蒼縣縣委黨史研究室主任翟禮周說，轉送的紅軍傷病員，看到女戰士這么辛苦這么艱苦，曾經有幾個傷員把自己的血管割破了，他們寧愿自我犧牲也不讓她們吃苦。

　　照顧傷病員是女戰士的主要任務之一，她們給傷病員包扎傷口、換藥，擦洗。把自己口糧省下來，給傷病員吃。艱苦可以克服，最讓她們難過的是缺醫少藥。

　　14歲的李琳當時是紅四方面軍總醫院的看護員。2010年她回憶說，那時候，有些傷病員沒有吃的，又加上身上的傷痛，慢慢就拖死了。

　　當時13歲的牟炳貞也是看護員，傷員沒有藥，她只能想辦法安慰他們。2016年采訪時，她說，當時，沒有麻藥，就給他們唱歌、跳舞，去他的疼。

　　大多數紅軍戰士一樣，爬雪山過草地，是女戰士們最深刻的長征記憶，雪山山頂終年積雪，寒冷缺氧。戰士們穿的大多是單衣。王定國跟隨部隊翻過了雪山，但是她的一根腳趾永遠留在了那里。

　　在2006年采訪時王定國回憶說：“晚上睡著了，太凍了，僵的，一摸，斷了。那沒辦法，那凍掉了也不能拿來粘上。沒什么傷心，又不是我一個人，那么多的人，傷心什么？”

　　1936年2月，紅四方面軍西進到道孚、爐霍、甘孜，要翻越黨嶺山。總部抽調婦女獨立團一部，隨前衛部隊清除冰雪，疏通道路。 當時曾經參加開路的女紅軍這樣回憶：天氣壞極了，風里夾著雪，劈頭蓋臉地打過來，使人站都難站穩。我們就在這樣的山坡上修路，每人一把鐵鍬、鐵鎬，一條繩子，把人吊起來，懸在半山坡上，鏟掉地上積雪。——摘自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

　　這些女戰士，在黨嶺山的冰峰峭壁上，鏟掉積雪，鑿出臺階，為后續部隊開出了一架天梯。

　　長征中最難熬的是日復一日持續不斷的饑餓。很多紅軍戰士被餓死在路上，饑餓也使王定國骨瘦如柴。當時她的體重還不到25公斤。

　　王定國說：“有飯吃就吃啊，沒飯吃就不要吃嘛。大家都餓著的，你吃什么。”

　　長征時，劉漢潤已經是婦女工兵營三連連長。在她的記憶中，過草地是餓得最厲害的一段日子。2016年，100歲的劉漢潤說：我們大家找一些野菜，煮一些菜湯，菜有毒，領導們還嘗了，嘗了能吃才吃。

　　為了活著，每個連隊每天都派戰士去找吃的。這一天，劉漢潤的連隊派出了14歲的女戰士王新蘭去找野菜野果，但是，王新蘭這一去，卻再也沒有回來。

　　草地上遍布著沼澤，每一步可能都是死亡的陷阱。當年18歲的張步興至今都清晰地記得一位女紅軍犧牲的情景。他說：“有一個女的真可憐，她說，小兄弟，你拉我一把。我就拉她，拉她拉不動，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她說你快放棄，快放棄，不放棄你也下來了。沒有辦法，看著她慢慢就沒有了，還剩一個腦袋，最后還說一句：祝你幸福，順利到達目的地。一會兒就沒有了，都陷到里頭去了。”

　　女紅軍不但和男人一樣時刻面對饑餓和死亡，還要承受特有的痛苦。王全媛永遠忘不了過草地時冰冷的河水中刺骨疼痛的感覺。那時，她們一天過四、五回河，或者是七、八回河。

　　月經往下流都沒褲子換。她說，體質不好的人就得毛病，得了毛病的人很少走過草地，不是掉隊就是死。

　　不管多么苦，只能一直向前。只有向前，才有希望。

　　李琳回憶說，那時就喊著要革命到底，再苦都要革命到底。她們走了十多天，走出了草地，到了甘肅。

　　王泉媛說，我這個人啊，走過這么多路，又打了這么多仗，一身帶傷，我是個“不死鬼”。

　　王定國、劉漢潤、李琳、牟炳貞和戰友們互相幫助，走出草地，隨部隊到達會寧，王泉媛也走出了草地，卻落下了病根，終身不育。

　　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30名女紅軍，最終到達陜北的有24人。紅25軍的七仙女，有兩名犧牲，五名女紅軍完成了長征。紅二方面軍的21名女紅軍，都勝利到達陜甘根據地。

　　悲壯西征

　　紅四方面軍的2500多名女戰士，走完長征的約2000人，其中幾百人隨其他部隊到達陜北，另有1300多名女紅軍被整編為婦女抗日先鋒團，王泉媛任團長，王定國、劉漢潤、牟炳貞也在隊伍中。她們征塵未洗就踏上西進的征程。

　　1937年2月，婦女抗日先鋒團在祁連山掩護主力西進。在這一仗中，1300多名女紅軍，大部分犧牲，有的被俘或打散。婦女抗日先鋒團的建制不復存在。此后，紅軍決定不再建立婦女部隊，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便成為紅軍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婦女武裝部隊。

　　被俘失散的女紅軍踏上了曲折的回歸之路，王定國于1937年秋回到了八路軍蘭州辦事處，劉漢潤、牟炳貞定居在甘肅，后來參加了地方工作。1989年，曾任婦女抗日先鋒團團長的王泉媛被國家確認享受老紅軍戰士待遇，當時她已是76歲高齡。

　　新中國成立那一年，部分親歷長征的女紅軍在北京相聚留影。

　　十年后的1959年，一些親歷長征的女紅軍再次相聚在北京。

　　1972年，十來位長征女戰士在北京又一次相會。

　　2016年4月30號，104歲的王定國在北京的家中迎來兩位客人：100歲的劉漢潤，94歲的牟炳貞。三位女紅軍時隔20年后又相聚在一起。共同的回憶依然是部隊，是戰友，默契的交流甚至不需要語言。穿越戰火，歷盡生死，信念不改。她們的經歷曲折而獨特，她們的精神豐富而深刻，正如她們一起走過的長征，堪稱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