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視點)公車能否掛“公牌”？

　　——一位小學生關于公車改革的建議引發的思考

　　今年春節長假期間，“公車私用”問題持續發酵。盡管中央三令五申加強公車管理，但“公車私用”卻難剎車，由此帶來的浪費腐敗更是觸目驚心。

　　記者采訪發現，缺乏有效的監督辦法，是造成當前“公車私用”泛濫的重要原因。前不久，一位北京小學生提出給公車上紅牌便于接受監督的建議，在微博上被人們一次一次的推介和轉發。

　　公車私用，被發現的只是少數？

　　大年初一，一條關于公車改革的微博在網上被瘋狂轉發。云南州委宣傳部微博公布了部長伍皓的公車牌號，“敬請全州廣大干部群眾和全國網友監督。”

　　兩天后，廣州市南沙區城關分局四名執法人員駕駛公車，在非執勤時間到市遠郊一家農莊用餐，被網民拍下上傳后迅速引發熱議。目前，當事人已被停職檢查。

　　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手段，公眾監督公車腐敗力度越來越大，“街拍公車，曝光腐敗”成為一道別樣風景。“中國公車私用曝光臺”等微博賬號，成為公眾熱門點擊對象。

　　“當前新媒體環境下，公眾監督手段增多，力度加大。”長期關注“公車改革”的湖北省政協常委、湖北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說。而據一些政府官員私下透露，“街拍曝光”越來越多，他們也繃緊了公車使用這根弦，生怕一不小心被曝光。

　　然而，從近期曝光的多起“公車私用”事件來看，情況不容樂觀，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中不準在節日期間公車私用等規定，并未得到貫徹執行，“車輪上的腐敗”仍在蔓延。

　　春節期間，記者在一些地方的餐飲場所和景區門口，仍能看到標識明顯的公車。網絡上發起“隨手拍豪華軍車”活動后，不斷收到群眾自發拍攝的“公車私用”照片，其中不乏奧迪、寶馬、路虎等豪車，有的是在出行路上，有的停靠在景區門口。

　　葉青告訴記者，與這些明目張膽的行為相比，一些隱蔽的“公車私用”問題更嚴重。一般來說，公眾能輕易辨認出白牌車、O牌車等一目了然的公車，但對于那些標識不明顯的公車，則很難辨認。所以依靠公眾“街拍曝光”的監督辦法，被曝光的公車只是少數。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廳級干部告訴記者，“公車私用”現象泛濫背后有數量不斷攀升的公車在支撐。10年前他們單位只有五六輛車，現在已經翻了好幾倍，還在變著法兒買新車。如果再不監督治理，10年之后，“公車私用”不知道泛濫到什么程度，“這就好像城市動遷，越拖成本越高，代價驚人。”

　　監督失效，根源在于群眾無從監督

　　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公車私用”治理力度，各地也在探索監督辦法。2009年杭州市規定市局(副廳)級以下取消專車，實行貨幣補貼。2010年廣州市啟動試點，引入GPS實時全程監控公車使用情況。

　　然而從各地試行情況來看，效果卻不理想。GPS等高科技并沒有管住“公車私用”老問題，一些公職人員照樣無視政府的相關禁令，造成監督屢屢失效。

　　“公車標識不明顯，私用現象群眾就無從監督。而缺乏公眾參與，公車監督辦法必然‘先天不足’。”吉林大學教授邴正說。他介紹，現在對公車的監督，大都是政府內部監督。然而，讓坐公車的既得利益者去監督治理公車，只會使約束機制徒有其名，監督也容易變成走過場。

　　梳理近期“公車私用”事件不難發現，就是外部特征明顯的公車容易被曝光。比如噴涂了字樣的軍車、警車、執法車等，但數量更為龐大的公車由于外部標識不明顯，難以被公眾識別。

　　在浩浩蕩蕩的迎親車隊中，在富麗堂皇的酒店外，在熙熙攘攘的景區旁，有多少公車在其中人們無法識別，又如何監督？

　　記者了解到，為了躲避外部監督，一些地方政府的應對辦法可謂“五花八門”。其中最普遍的就是采用“障眼法”，一輛公車配備多套車牌，參加公務活動用“領導牌照”，私用時改掛普通車牌。這樣一來，群眾的監督就變得更加無力。

　　邴正認為，在公車使用的整個鏈條中，缺乏有效監督已經成為滋生“公車私用”的最大“毒瘤”。群眾自發監督的范圍和辦法有限，再加上“公車私用”違規現象的懲處力度小，最后導致“公車私用”現象愈演愈烈。

　　給公車上“公牌”，小學生建議能否成為國家政策？

　　前不久，北京市海淀區二里溝中心小學六年級學生欒松巍建議，讓公車掛紅色牌照，以便于統一管理和群眾監督，遏制“公車私用”現象。

　　一位小學生的建議得到許多人包括一些專家的認可。采訪中很多人表示，小學生的建議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既能提高公車使用透明度，也便于群眾監督。在當前監督手段屢屢失效的情況下，小學生的這個建議，能不能成為國家政策？

　　“如果公車有了明顯標識，在那些公車不該出現的場合地方，還有多少人敢于以身試法？”葉青問。

　　一些專家認為，治理愈演愈烈的車輪腐敗，必須依靠“監管＋改革”雙管齊下，不僅要內部監督，還要引入外部監督、輿論監督、公眾監督和網絡監督等。同時還必須將公車配備使用情況納入政務公開。

　　“當前，要以公眾監督為突破口，還要配套相關管理制度規范。只有將公車管理納入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軌道，才能從根本上遏制公車私用，將公車消費關進‘制度的籠子’。”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范柏乃說。他認為，監督“公車私用”既要探索新辦法，也要增強攻堅克難的決心和勇氣。

　　對于公車超標、私用等違規現象，公眾呼吁必須加大問責力度。今年1月9日，廣州市蘿崗工商分局工作人員違規使用公車。被市民發現舉報后，該部門除了通報批評外，僅讓當事人補交了119元使用費。

　　監督“公車私用”7年多的廣州市民區少坤說，這些年監督舉報“公車私用”，得到的答復基本是通告批評、停職檢查，或讓當事人補交使用費。懲處力度普遍很輕。他建議，加大“公車私用”問責力度已經迫在眉睫，這不僅會起到震懾作用，更能展示政府主動接受監督的誠意。

　　葉青表示，除了提高監督和懲處力度外，也要最大限度減少公車保有量。在韓國首爾、中國香港等地，由于公車數量少，基本不存在監督難的問題，因為一開出門所有人都知道公車出行，自然不敢私用濫用。 (記者陸文軍、宗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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