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78年，對這一世代出生的臺灣人來說，面對大陸的情感是復雜的。我們在臺灣內部經歷從威權到開放的特殊年代，以及大陸從開放到富強的過程。記得小學畢業時，我在每一位同學的紀念冊留言最后都署名“共產黨”，被老師找去談話，我已想不起來當時為何要這么做，但對照今日定居北京生活、工作的情形，現在想來這一特殊的因緣，更覺有趣。前些年回去參加同學會，同學還會戲稱：“平常是不是都在吃香蕉皮過日子？”近年回去，老同學們只會愁容滿面地問：“你們在那里是不是都賺很多錢？”兩岸優勢反轉，我在2004年來京時已看到這必然出現的未來。

　　為何選擇來大陸求學？我發現我的理由和現在的臺灣學生(臺生)們不太一樣。當時，我們更多的是在理性與感性中糾結著，2004年時，大陸薪資還不高，來這里學習的臺灣人很少是為了賺大錢而來，但如果坦白說我是因為北京城很大才來，好像又太凸顯我的淺薄。

　　記得2002年第一次到北京時，被北京寬大的馬路、巨大的街廓、象征平等與尊嚴的使館區給震懾住，在一個我已記不得的路口，一個路牌似的標志寫著“往烏魯木齊3000公里”，這是一種不同于臺灣秀氣、精致的尺度，也是臺灣人不曾接觸過的空間概念，平日與同學們笑談中的“祖國”，真真實實以數十倍大的尺度展現在我的眼前。來到這里，我感受到了對世界的“參與感”，擁有了更廣闊的視野。說我們這一代臺灣人來大陸是為了過更好的生活，在當時不會有人抱這個理由，至少對我來說，更多的是為追求一分理想與情感。

　　這幾年在大陸學習、生活與工作，我不斷砥礪自己要“學會與競爭相處”，這也突顯出兩岸人民在生活環境與社會價值觀上存在的差異。我在念博士時，有一次班上要報優秀獎學金的申請名單，我事后才輾轉得知這個消息，所以名單上當然沒有我的名字，當時心中浮現各種可能的原因，諸如資源競爭、制度規定等。多年過去，當我對這個社會愈了解，我愈相信是資源競爭所致。兩岸社會環境最大的差異在于社會內部的競爭強度，它反映到學校這個社會的縮影之中。在人大，教室在距早上第一堂課還有十分鐘時就已座無虛席；在臺灣，早上第一堂課開始后半小時，教室通常只坐滿一半。我本來以為是人大規定學生要早到，后來才發現同學們都是自發的。教室座位中，人大的同學們喜歡搶前排的座位；在臺灣，教室的VIP座位是最后三排。也因為競爭，大陸學生(陸生)的學習態度比臺生更為積極認真，而且陸生也都充分把握每次課堂上口語表達的機會。

　　在人大任教后，派作業時經常會被學生問，作業要寫到什么程度？當我第一次被問到這個問題時有些不知所措，之后知道我需要回答他們：“你需要自己決定，同時，這問題應該要問你的同學，他們會做到多好？”我一度不知所措的原因，是因為在臺灣，學生會自己決定要做到什么程度，而這也突顯出臺生相對更知道自己“要什么”。兩岸學生最終反映出來的特質也因此存在差異，當競爭不是主要目的時，人與人之間的相處會較為和諧，同時也更有時間思考自己“要什么”，臺生的“人文素養”與“創新力”，正是陸生缺乏的優勢。在面對無時不在的競爭時，要用什么樣的心態去面對它，我認為是在大陸學習與工作的每個人都應該去認真思考的問題。

　　常有關心我的朋友問我，未來還回不回臺灣工作。當然，我珍惜臺灣的生活記憶，但是，我更舍不得錯過這里快速變化的人、事、物與社會、經濟進步的過程，想要更了解人民對政府領導和政策高度支持的背后原因與社會優勢，等我學夠了，我想把我學到的、認識到的東西帶回臺灣去。(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施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