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蘇敏在網(wǎng)上訂做的婚紗寄到了。大小正合適，蓬松的裙子正好掩住懷胎5月的肚子，她滿心歡喜。蘇媽媽卻笑得有幾分尷尬。喜的是29歲的女兒終于不是“剩女”了。尷尬的是女兒挺著大肚子辦婚禮——這要放在她那個年代，永世不得抬頭啊。蘇敏笑瞇瞇地安撫道：“奉子成婚又怎了？以前要浸豬籠，現(xiàn)在叫‘ 雙喜臨門’，時代不同啦！”
每個年代的婚戀都打上了各自的時代烙印。從包辦婚姻到自主婚嫁，從組織安排到網(wǎng)絡速配，從工農兵吃香到商賈受捧……新中國成立60年來歷經(jīng)風雨，中國人的婚姻狀況也經(jīng)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1950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在北京頒布。這是新中國的首部國家大法，宣布廢除包辦強迫，實行婚姻自由，建立一夫一妻的新婚姻制度，徹底顛覆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tǒng)婚姻。
這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解放運動。長期以來，婚姻對中國人而言承載著“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后世”的重任，包辦、童養(yǎng)媳、一夫多妻等等都因此長期合理存在。如今傳統(tǒng)倫理突然成了封建思想余孽，新婚姻法帶來的沖擊和震撼是巨大的。
國家開展了為期3年的婚姻法貫徹運動，依靠由上而下的力量，個人權利意識開始在婚姻關系中覺醒。
“這一回我可要自己找婆家呀……”拒絕包辦、大膽追求婚姻自主的《劉巧兒》唱出了人們對新婚姻的向往。身為中國新女性典范的劉巧兒還唱出了姐妹們的擇偶心聲——勞模，“爭一對模范夫妻立業(yè)成家”是當年老百姓至高的婚姻理想。
雖是為愛抗爭，但劉巧兒所代表的新婚姻觀里，解放和進步是最鮮明的色彩，其重要性遠遠超過了愛情。而婚姻一旦被賦予了多重政治含義，很多時候并不能完全自主。
組織安排曾是盛行的婚戀方式，比如給風華正茂的女青年安排歷經(jīng)滄桑的革命英雄。這種安排，愛情明顯被忽略了，“先結婚后戀愛”——組織為你安排了最好的生活方式。
離婚一度被視為婦女解放的象征。但由于新婚姻法引發(fā)的全國離婚潮，到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離婚案件開始強調“正當理由”，解除婚姻關系變得非常困難。
然而不管怎樣，追求婚戀自由的婚姻觀已經(jīng)深入人心，并得到整個社會的認同。
自由、平等的新婚姻正欲一路前行時，浩浩蕩蕩的“文革”卻拉開了序幕。
在政治掛帥的年代里，信仰和階級成分成為婚姻的主導力量。這個時代的婚姻標簽赫然寫著“革命”二字，聚和散都是為了“革命”。
相識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結婚是為了更好地“斗私批修”、積極參加階級斗爭。經(jīng)組織批準后，新人們可以去拍流行的結婚照了。手握紅寶書，心向紅太陽，一臉浩然正氣，是當時最標準的結婚照。再領一張寫滿語錄的結婚證，辦一場向毛主席鞠躬宣誓的婚禮，一對革命夫妻終于建立起一個革命家庭。
離婚也是因為“革命”。這個年代的離婚案，基本上無關性格感情，只關乎階級成分。一句“劃清界限”、“反戈一擊”，使無數(shù)恩愛夫妻勞燕分飛。
因為階級立場據(jù)說可以通過血統(tǒng)繼承，所以這樣的場面是極其常見的：介紹人在約男女雙方見面之前，要先領雙方父母到派出所去查戶口卡片，以鑿實各自的家庭成分。
亂世不談愛情。即便是真心相愛，也要藏著掖著，因為愛情屬于被批判的“小資產階級情調”。紅配紅，黑找黑，也不乏主動或被動攀高枝的。在人性扭曲、價值觀混亂的年代，婚姻的功能更多偏向了生存和穩(wěn)定。
這個時期的擇偶排行榜上，根正苗紅的軍人高居榜首。
只有當整個社會撥亂反正回到正軌時，婚姻才慢慢恢復它真正意義上的自主。“文革”結束后，政治因素在婚姻中的絕對強勢迅速退減，情感、人品、學識等傳統(tǒng)因素開始重占上風。
法制重建適時為個人意愿表達提供了最好的保障。1980年，實施了30年的《婚姻法》進行了首次修改。重大修改之一，是將“感情確已破裂”作為離婚的條件。
“遇羅錦離婚案”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fā)生的。“思想反動分子”遇羅錦因生存壓力結婚，平反后以“沒有感情”提出離婚。是追求幸福還是忘恩負義？“遇羅錦離婚案”引發(fā)全社會大討論。黨報批判她不檢點，內參稱其墮落，審判一波三折，但遇羅錦最終還是離婚了。個人意愿戰(zhàn)勝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