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汪辜會談”是在1992年兩會取得共識和默契的情況下實現的，沒有這個條件就無法實現會談。現在臺灣當局不承認這個基礎，兩會會談才無法進行。作者認為，汪道涵來不來新加坡，取決于對于推動兩岸關系發展有沒有實質意義。 

　　新加坡國大東亞研究所將在4月7日舉辦有關海峽兩岸發展的學朮研討會，同時慶祝“汪辜會談”舉行十周年紀念，邀請汪道涵、辜振甫兩位老先生參加。東亞所所長王賡武教授證實，辜先生已經接受邀請，于是媒體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汪先生能不能來，而且好像造成一股輿論壓力：似乎如果汪先生不來，就是受到大陸對臺當局的限制，就等于沒有響應新加坡方面的善意，這樣，就有失泱泱大國的氣度了。對此，作為一個大陸學者，我不得不談談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對新加坡方面促使兩岸關系良性互動的努力，包括李光耀資政、吳作棟總理的好意，一貫心存感激。十年前“汪辜會談”的順利實現，新加坡方面提供了可貴的幫助。會談之后，吳總理曾經呼吁亞洲各國協助兩岸進行對話、建立互信，當時我接受臺灣《聯合報》記者的采訪，就表示這是吳總理的好意，各方的幫助是有好處的，但最終還要靠兩岸自己解決。 

　　王賡武教授是我50多年前南京中央大學的學長，在擔任香港大學校長期間，他就積極推動兩岸學者之間的交流，我們在香港、廈門、新加坡有過多次會面。這次王教授對汪老以及大陸學者的邀請，我也認為是他用心促進兩岸關系發展的善意表現。 

　　其次，對于汪先生，我個人有幸曾經幾次和他面談，直接聆聽他的教誨。我認為汪老是一位富有歷史使命感的忠厚長者，他愿意為促進兩岸關系的良性發展，貢獻自己的心力。只要有利于推動兩岸關系的發展，他一定會盡力去做。實際上，這已經是兩岸各界有目共睹的了。1993年的“汪辜會談”已經作為兩岸關系史上重要的一頁加載史冊﹔1998年的“汪辜會晤”也具有營造和平統一氣氛、規劃兩岸關系長遠發展的積極意義﹔本來汪老已經準備在1999年秋天訪臺，可是，大家知道，由于李登輝發表“兩國論”而遭到破壞。
 
　　記得1999年1月，我以“海協專家組成員”的身份訪問新加坡，當時臺灣方面提出，汪老今年訪臺只是“單純回訪”。1月17日的《聯合早報》刊登了我在記者會上的發言：“汪老先生這么大年紀到臺灣去，總不能只去聽聽京劇，他總要使兩岸關系向前推進一步。” 

　　現在我的看法仍然如此，汪老來不來，取決于對于推動兩岸關系發展有沒有實質意義。 

　　十年前的“汪辜會談”是在1992年兩會取得共識和默契的情況下實現的，沒有這個條件就無法實現會談。現在臺灣當局不承認這個基礎，兩會會談才無法進行。汪辜會面，不像一般學界、商界人士的見面，他們兩位的會面具有指標性。如果這次會面不能比上一次更進一步，甚至比上一次有所倒退，那有什么意義呢？有人說：“大家也明白屆時不會有實質的成果”，既然如此，不僅沒有成就感，反而要為當前的僵局而感到無奈和嘆惜，二老再次會面將情何以堪？ 

　　那么是否可以不談大事只是讓“兩位老人家友善地同臺”，“成就一段十年以不同形式重逢的佳話”就可以呢？這樣的“佳話”對于既然不能推動兩岸關系的發展，人們何苦要勞動兩位80多歲的老人不遠千里來到新加坡，僅僅為了“同臺演出”給大家樂一樂，這樣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吧？ 

　　最后，應當說，有人認為汪老的行動會受到“對臺當局”的羈絆和限制，那也是一種誤解。汪老早已把名譽、地位置之度外，“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他已經達到這樣的境界，任何猜測都是不必要的。

　　來源：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