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為什么紀念聶耳

　　今年是作曲家聶耳誕辰100周年，從1935年聶耳在日本溺水去世至今，已經77年了。77年后的今天，中國社會進入網絡文明時代，在大量豐富的時代信息充盈人們的生活的時候，人們還沒有忘記聶耳，中國音協、云南地方政府日前在聶耳的家鄉玉溪舉行了一系列紀念活動。不僅是聶耳的家鄉人不能忘記他，許多中國人都還不曾忘記他。

　　“不能忘記”，不是一句含糊其辭的美譽，它要用無數的事實來支撐。就我所知，今天的小學生音樂課程關于《國歌》有專門教案，不少中國普通老百姓都對《國歌》曲作者聶耳的名字朗朗上口，他們聽過、甚至會唱《賣報歌》、《漁光曲》；而音樂專業界更不用說了，中國民樂走到海外，走進各種音樂殿堂時，保留演奏曲目往往是聶耳的作品《翠湖春曉》和《金蛇狂舞》。聶耳從生到死不過23年，在一個狂飆突進的年代，他從彩云之南走進大上海，走到北京，走到日本。在一個文化激蕩、人才輩出的年代，年輕的聶耳像一顆彗星照亮了一個時代，匆匆，卻又永恒。值得深思的是，今天我們為什么不能忘記聶耳？

　　我想，原因至少有三：一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曲作者，他的名字已經被載入了史冊，進入主流話語體系；二是作為一個作曲家，除了國歌外，聶耳在短暫的有生之年創作的33部作品，幾乎每一部作品都被廣泛傳播，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三是聶耳的家鄉一直以他為驕傲，這么多年做了大量的傳播和繼承工作，事實證明，這是一項富有歷史遠見之舉。

　　在聶耳短暫的23年生命里，真正從事音樂創作不過三四年的時間，卻創作出不朽之作，很多作曲家終其一生也不能望其項背，不得不承認聶耳是一個天分極高的人。但是，天分高的人不在少數，真正成大材者卻很少，真正成大材者已經不是運氣和偶然能夠獲得。

　　今天看來，音樂創作與大眾情感、時代主潮的本質關系，是聶耳音樂創作獲得歷史認同和廣泛傳播的重要因素，也是判斷聶耳音樂創作價值的主要依據。除此之外，聶耳創作的另外兩個特點，對于從事音樂創作和教育工作的人，同樣可以獲得啟示。

　　一是音樂創作與民間音樂遺產的關系。聶耳的音樂教育是在母親的民謠戲曲吟唱中完成的。我們說一個作家的創作往往是對18歲以前記憶的改造，音樂創作同樣如此，音樂家的美學修養和審美經驗往往源于青少年時期。在云南這塊民族藝術的沃土上，聶耳的周圍都是民間音樂家，他從小跟著親戚、鄰居學習各種傳統樂器，跟著母親學唱民歌，并積極參加各種演出。聶耳的音樂作品巧奪天工地化用很多云南民間音樂元素，尤其是《翠湖春曉》這類作品旋律和配器的民間性特別典型。民間音樂在民間的自在流傳中，經歷了時間的淘洗和傳播的選擇，形成了流傳的有效性。這種有效性生成了價值，成為今天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當代作曲界一些到海外學習和發展者，近年來的創作呈現出“民族元素的回歸”，不盡然都是迎合“獵奇”心理，更多的是文化營養和記憶的自覺回歸。音樂創作離不開人類創造的這些遺產的營養。當然，如果沒有聶耳這類音樂家的提升和傳播，民間音樂的流傳生命力也會大打折扣。因此，在中國當代音樂高等教育中，要加強對于民族民間音樂教育的重視程度，而不是放任“言必稱巴赫和交響樂，對于中國音樂的‘主體性’卻一無所知”這一現象的發展。

　　二是音樂創作與傳播的關系。民間音樂是聶耳的音樂源泉，滋養了他的音樂創作的調性風格。有人說聶耳的作品旋律簡單，甚至以“旋律簡單”詬病聶耳的音樂創作。藝術的本質是用創造來抒發性靈。我認為，對于音樂創作來說，不能武斷地用簡單或者復雜來判斷音樂創作的價值。簡單不代表單調、單一、貧乏，復雜不代表高級、高等、豐富，音樂是表現心靈的創作，技法的東西一定要有利于表達和托舉主題。我們從許多音樂作品的流傳軌跡可知，易于傳播的作品只有一個標準即旋律動人。具體到聶耳的作品，像《義勇軍進行曲》這樣具有宏闊氣象的作品，調性并不復雜，節奏曉暢明快，氣勢磅礴，令人熱血沸騰，這也是它被推舉為“國歌”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他如《大路歌》、《賣報歌》等等，旋律很簡單，但是情感形象突出。藝術作品是通過打動人的心靈而產生感染力。一部作品如果不能關注心靈，不能產生感染力，這部作品技術越復雜，就越疊床架屋，成為技術的犧牲品。

　　丹麥之所以贏得世界的尊重和向往，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童話作家安徒生，200年過去了，安徒生依然是丹麥人的驕傲。一個民族、一個地區，要珍重自己的歷史，要珍惜自己這塊土地上的英雄偉人。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人才輩出，也人才濟濟，應該更有條件讓既往的珍貴經驗化為當代資源，化為厚重的人文傳統，化為文化遺產。因此，對于聶耳的紀念，我們也不應滿足于開幾次紀念會議，我們要思考聶耳的價值是什么，對于這一價值的判斷、認識和傳承，是對于聶耳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