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節目不可放棄文化擔當

　　過度娛樂化和低俗化傾向，已經成為當下電視文化生態中的一大頑疾，追求娛樂至上、忽視思想內涵、排斥審美追求、拒絕承載社會責任的傾向，有愈演愈烈之勢：情感類節目被商業化操作，學術類、科教類節目向“娛樂”轉型，訪談節目在煽情之余熱衷于挖掘隱私，娛樂節目則大量同質化，在喧囂嘈雜中你方唱罷我登場……

　　“娛樂至死”——上世紀80年代，世界著名的媒體文化研究者和批評家尼爾·波茲曼這句充滿憂慮意識的名言，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用來概括和寫照當下中國的一些電視節目。

　　誠然，追求快樂、享受愉悅是人的天性，尤其在生活節奏日益加快的今天，電視傳媒為娛樂提供了空前豐富的手段和內容，為釋放生存壓力、改善社會關系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然而，當電視的娛樂功能被一味放大，新聞宣傳、輿論引導、教育、審美等功能步步萎縮，電視熒屏所呈現的必然會是一幅日漸干涸的精神荒漠景觀。

　　某些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的原因，首先應當歸咎于有關方面對商業利益不遺余力的追逐。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精神產品的商品屬性日益凸顯，為實現利益最大化，一些電視制播者逐漸由藝術從業者向商人的角色轉換，令他們殫精竭慮的不再是高品質節目的制作和引進，而是如何通過設法滿足獵奇、窺探等低層次欲望，來吸引眼球、搶占市場份額、提高廣告收益，謀求豐厚的經濟利潤。

　　追求經濟利益無可厚非，但決不能以犧牲其文化擔當為代價。電視節目絕不能等同于普通商品，它還具有強烈的精神屬性，對經濟效益的追求應始終以社會效益的實現為前提。尤其對于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電視媒體有責任從文化擔當的高度，用高格調的文化產品去陶冶和凈化觀眾的心靈，提醒人們保持理性、清醒的頭腦，去應對社會中存在的種種矛盾和困惑，真正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

　　收視率固然是衡量電視節目優劣的一個重要標準，一個電視節目若沒有一定數量的受眾，何談優秀？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收視率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廣告資金投放的多少。為了追求經濟利益，一些電視媒體放松節目管理，放棄社會責任，利用“娛樂化”、“低俗化”提高收視率，這無疑是錯誤的。追求真善美是人類社會永恒不變的主題，高品位的文化產品永遠是人們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地，“曲高”未必“和寡”，社會效益絕非經濟效益的天敵。

　　美國電視的歷史頻道，其所獲得的利潤超過了很多綜合頻道，成為既保證文化高品位、又實現商業運作的成功范例；諸如《泰坦尼克號》、《阿凡達》等好萊塢商業大片，其收獲的驚人票房和影片所蘊含的深刻人文精神也不無關系。

　　因此，如何寓教育、認知、審美于娛樂之中，制作更多觀眾喜聞樂見的高端文化產品，是電視媒體和電視人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相反，以“快餐文化”、“過度娛樂”來獲取短期經濟利益的做法，無異于飲鴆止渴，它毀掉的不僅是媒體自身的品牌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更是整個社會的文化生態。

　　人類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文化產品如果一味迎合某些群體的低級趣味，文化生態就會逐漸變得惡劣；而積極鼓勵和扶持那些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俱佳的電視節目，并以此去有意識地引導廣大電視觀眾，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養則將逐步得到提高。尤其面對我國民眾文化水平總體較低的現狀，完全根據觀眾的數量來評判節目之優劣，顯然是片面的、不妥當的。

　　近年來，“以收視率論成敗”越來越多地被業內人士所詬病，許多電視臺陸續取消了收視率末位淘汰制，廣電部門也在扭轉“唯收視率”傾向的同時，探尋一種科學全面的節目綜合評價體系，這對于那些潛藏豐富能量的高端文化節目來說，是一種有效的激勵。

　　矯正“過度娛樂化”，行之有效的監管機制同樣不可或缺。這方面，西方國家有許多經驗值得借鑒，如美國政府對電視低俗節目的監管，包括建立評估系統、進行分級控制、引入技術屏蔽手段、鼓勵公眾監督、成立監管的專門機構等措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又如ＢＢＣ、法國電視臺等歐洲國家的媒體，每個節目的策劃團隊后面都跟著強大的律師團，由律師團來判斷其合法性，從而在節目成型之前實現對其的監管。我國應積極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和做法，加強行政監管、文化批評和社會監督，有效防止電視節目過度娛樂化傾向。

　　波茲曼對“娛樂化”的擔憂引人深省：“現實社會的一切公眾話語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值得注意的是，對人類精神世界造成威脅的并非娛樂本身，而是娛樂的泛濫及各種異化。因而，我們的電視熒幕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加迫切地需要一種積極、健康、向上的娛樂文化，也更加迫切地呼喚包括政府、媒體、受眾在內的全社會的責任意識和文化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