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美國應接納中國崛起 避免戰(zhàn)爭風險

　　中國航母想象圖

　　英國《金融時報》28日刊載美國哈佛大學貝爾弗爾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格雷厄姆阿利森的文章。在這篇名為《美國應接納中國的崛起》的文章中，作者認為中國已經崛起為超級大國，雖然這令美國不舒服，但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要求更多話語權、要求在國際關系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這樣的要求很正常。

　　中國對南中國海和中國東海釣魚島的日益強硬的姿態(tài)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種姿態(tài)所預示的未來。在二戰(zhàn)后的60多年里，美國的“太平洋和平”為亞洲國家有史以來最快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安全和經濟框架。但是，中國已經崛起為超級大國，并將在未來十年內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因此中國提出修訂其他國家設立的規(guī)則的要求就毫不奇怪了。

　　未來數(shù)十年全球秩序的關鍵問題是：中國和美國能夠避開“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嗎？這位歷史學家的隱喻提醒我們，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tǒng)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何等危險——正如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和19世紀末德國人面臨的情況一樣。這種挑戰(zhàn)多數(shù)以戰(zhàn)爭告終。維系和平要求雙方政府和社會大力調整各自的態(tài)度和行動。

　　公元前5世紀，雅典成為文明中心。哲學、歷史、戲劇、建筑、民主等各方面的成就之高前所未有。雅典的急劇崛起震驚了伯羅奔尼撒半島既有的陸地霸主斯巴達。恐懼迫使斯巴達的領導人采取回應舉動。雙方之間的威脅和反威脅引發(fā)競爭，接著升級為對抗，最終爆發(fā)沖突。長達30年的戰(zhàn)爭結束后，兩國均遭毀滅。

　　修昔底德這樣評論這些事件：“正是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引發(fā)的斯巴達的恐懼導致戰(zhàn)爭不可避免。”注意這里的兩個關鍵變數(shù)：崛起和恐懼。

　　任何一個新興大國的迅速崛起都會打破現(xiàn)狀。哈佛大學美國國家利益委員會觀察中國后得出結論：在21世紀，“這樣的一個大國走上世界舞臺必然產生影響”。

　　從來沒有哪個國家方方面面的國際排名像中國一樣攀升得如此之高，如此之快。僅僅一代人的時間，這個國內生產總值(GDP)曾經不及西班牙的國家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如果我們按照歷史經驗來判斷，修昔底德陷阱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自1500年以來，大國崛起挑戰(zhàn)統(tǒng)治霸主的15起案例中，11起爆發(fā)了戰(zhàn)爭。想想統(tǒng)一后的德國吧，它取代了英國成為歐洲最大的經濟體。在1914年和1939年，德國的侵略和英國的回應引發(fā)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

　　中國的崛起令美國不舒服，但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要求更多話語權、要求在國際關系中擁有更大的影響力，這樣的要求很正常。美國人——尤其是那些教導中國人“更像我們”的美國人，應該反思我們自己的歷史。

　　1890年左右，隨著美國崛起為西半球的主宰力量，它做出了什么行為？未來的總統(tǒng)西奧多圠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代表美國，高度自信地表示，未來100年是美國的世紀。在一戰(zhàn)之前，美國解放了古巴；以戰(zhàn)爭威脅英國和德國，迫使它們接受美國在委內瑞拉和加拿大爭端中的立場；支持哥倫比亞叛亂，使其分裂，建立了新的國家巴拿馬，巴拿馬則立刻授予美國建造巴拿馬運河的特許權；試圖推翻英國政府支持、由倫敦銀行家提供資金的墨西哥政府。在隨后的半個世紀，美國軍事力量在“我們的半球”出手展開了30余次不同的干預，謀求以有利于美國的方式解決經濟或領土爭端，或者驅逐我們認為不可接受的領導者。

　　承認強大的結構性因素并不是主張領導者是歷史鐵律的囚徒。相反，這能幫助我們領會挑戰(zhàn)之艱巨。如果中美領導人的表現(xiàn)無法超越他們的古希臘、或者20世紀初歐洲的前輩，21世紀的歷史學家將援引修昔底德的觀點解釋隨之而來的災難。戰(zhàn)爭對于兩個國家均具有毀滅性，這一事實很重要，但不是決定性的。回想一下一戰(zhàn)，所有參戰(zhàn)者都失去了最寶貴的東西。

　　鑒于發(fā)生這種后果的風險，中美兩國領導人務必開始就潛在的對抗和爆發(fā)點展開坦誠磋商。而更為困難和痛苦的是，雙方必須開始做出實質性調整，包容對方無法退讓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