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海德堡大學博士，為虎作倀、助紂為虐，煽動戰爭，鼓吹種族屠殺，其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荒謬與墮落，可與希特勒的滔天罪孽等量齊觀。最后，在希特勒自殺次日，戈培爾毒殺了六名子女，與妻一同自殺。

　　納粹運動的興起，不少德國知識分子扮演了積極與重要的角色。他們自覺地從凡爾賽條約的國難國恥中站出來，卻如中邪一般有意無意地被希特勒卷入種族仇恨的民粹斗爭及國家主義的瘋狂戰爭之中。起初，他們皆深信必須以否定猶太人來保障“雅利安血統”的優秀，許多科學家刻意為希特勒從科學上找尋諸多支持此種道德信念的“證據”；他們亦深信向外宣戰擴張始能重建德意志的光榮，有些學者更在史學上為希特勒找到諸多支持此種知識實踐的理由。但是，那一段德國知識分子成為納粹狂熱分子的共業，迄今仍是德國學界反覆省思的一場噩夢。

　　總結而言，當年德國知識分子對國難國恥的義憤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選擇了希特勒做為國家的救星，選擇了納粹種族主義做為救國的方案，卻是知識上的大錯謬，及道德上的大罪惡。

　　臺灣《聯合報》今日刊登社論指出，臺灣要問的是：今日臺灣的綠色學界人士，是否亦如當年德國學界陷于同樣的困境？當年德國學界原想為國難國恥找救贖，最后卻淪為希特勒民粹獨夫的轎夫與共犯；如今，臺灣的綠色學界人士是否應當自問：我究竟是愛臺灣？還是愛陳水扁？

　　“國師”李鴻禧應是綠色學界的典范。且不說當年若未解嚴，李鴻禧絕不可能搖身一變為“臺獨旗手”；但民進黨的“本土政權”昏瞶貪腐到如今地步，李鴻禧竟仍厚顏甘為民粹“獨夫”的政治奴婢，豈非斯文掃地？倘若說李鴻禧當年是對民主及本土有所憧憬，而支持“臺獨”及民進黨，那尚可謂是出于知識分子的熱情與道德意識；但是，今日的陳水扁根本是個玩弄“臺獨”的假“臺獨”、真“獨夫”，民進黨更是殘害糟蹋民主的假民主、真民粹，而李鴻禧仍然甘為其政治奴婢，就不能不令人懷疑這是其內心的“戈培爾基因”在作祟。

　　照理，知識分子與“獨夫”共犯“戈培爾們”不同。知識分子不相信臺灣的歷史只有“二二八”三個字，知識分子不認為蔣經國的評價只是“他媽的”，知識分子不同意“南線工作”是“國家機密”，知識分子不主張三四代后的外省人仍有原罪，知識分子不認為挑唆族群仇恨是治“國”良方，知識分子不欣賞“公投綁大選”的選舉操作，知識分子不喜歡一家貪腐無狀，知識分子不會為貪腐無能至此的臺當局抬轎喝采，知識分子不會視一切制衡臺當局的“在野者（不是在野黨）”為敵，知識分子不會只抨擊“過去”的國民黨威權、卻為“今日”民進黨的民粹“獨夫”辯護，知識分子亦不會只喊“討黨產”、卻不聲討恣意盜竊“國庫”公帑的民進黨，知識分子不會分不清愛民主與玩民粹，知識分子不會分不清愛本土與擁貪腐……。但是，“戈培爾們”卻與真正的知識分子不同，因為他是“獨夫”的政治奴婢，喪失了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與勇氣。

　　并非當年所有的德國知識分子都如戈培爾，皆要到納粹淪亡、“國”族涂炭之日才知道自己是“獨夫”的共犯，而亦有自始清醒或中途醒覺者；正如今日臺灣的綠色知識分子中，如陳芳明，其綠色政治生涯非但較李鴻禧早，亦較李鴻禧深，但如今陳芳明絕不會將效忠陳水扁及民進黨誤為即是效忠臺灣。另如柏楊，他雖與陳水扁曾經相互抬捧利用，但畢竟如今老病侵尋的柏楊亦知須在此最后關頭與陳水扁劃清界線。皇帝的新衣，分明已暴露是一個騙局，在這個時候，知識分子能指出陳水扁是貪腐的，始能證明自己是維護正義的；能指出民進黨是殘害臺灣價值的，始能證明自己是維護臺灣價值的。

　　社論指出，六十年來臺灣幾代知識分子皆有“救國報國”的熱情與道德意識。但是，救臺灣，與救陳水扁及救民進黨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臺灣綠色學界恐怕連待希特勒自殺的機會都等不到，知識分子唯一的救贖之道應是拆穿希特勒以解救蒼生。戈培爾自殺身死，但良心未獲救贖；臺灣的學界卻仍有回歸良知、救“國”救民自救的機會。

　　醫界站出了四百人，他們分清了“臺灣價值”與“陳水扁獨夫”的區別，學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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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禧：臺大法律系教授，比較法學會理事長。1990年被邀參加“國是會議”，但宣布退出。亦為名政論家，經常發表政見于報刊，頗具影響。是陳水扁的老師。著有《憲法與人權》、《違憲審查論》、《臺灣法律史研究的方法》、《憲政、憲政之生理與病理》、《臺灣憲法之縱剖橫切》等書，另有政治、法律評論多種。與臺“經濟部”前次長楊基銓等組成的“國際文化基金會”，長期從事“臺獨”活動。

　　陳芳明：筆名施敏輝。曾擔任民主進步黨文宣部主任。現為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兼臺灣文學研究所所長，主要教授臺灣文學史及文學理論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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