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連環(huán)恐襲，讓巴黎陷入迷惘中。即便是宏大的全球氣候變化大會，也無法讓劫后的巴黎和法國恢復自信和元氣。對此，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西蒙-庫柏將此形容為“堅強背后的恐懼與焦慮”。

　　社會民生和政治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這種恐懼和焦慮在地方選舉中充分顯示出來。馬琳-勒龐領導的反移民政黨國民陣線，在法國13個大區(qū)中有6個大區(qū)獲得領先優(yōu)勢，得票率超過30%。前總統(tǒng)薩科齊率領的中右政黨獲得在4個大區(qū)領先，全國得票率為27.4%。法國總統(tǒng)奧朗德領導的社會黨及其左翼盟友僅在3個大區(qū)領先，得票率僅為22.7%。雖然不是最終結果，但是執(zhí)政黨形勢不妙--這是巴黎連環(huán)恐襲后的政治測驗。顯然，奧朗德和他的左翼聯盟似乎不合格。

　　從目前的態(tài)勢看，法國右轉舵似成定論。這是恐怖襲擊的副產品，還是其他因素所致？內中原因值得探究。由于勒龐盯住了2017年總統(tǒng)大選，奧朗德繼續(xù)加倍努力，獲得法國民眾的信任，才能阻止法蘭西這艘大船右轉舵的風險。

　　世界政治史的鐵律是，一旦社會危機或經濟危機來臨，政黨政治就面臨著激烈的博弈。極端右翼也就有了龐大的民意支持，從而獲得奪取政權的契機。但是，這種民意是非理性的，極端右翼政權也是極其危險和具有破壞性的。

　　法國乃至整個歐洲的危機有經濟方面的因素，主權債務危機的后遺癥尚未完全消弭，但更主要的是社會層面。整個歐洲遭遇戰(zhàn)后最嚴峻的移民危機，不是歐洲內部的問題，而是來自中東北非的移民涌入。從敘利亞到利比亞，成千上萬的難民源源不斷地渴望進入歐洲福地。原因是：中東地區(qū)混亂不已，除了政局動蕩，還有恐怖主義的滋擾；歐洲是自由之所、幸福之地--關鍵是歐洲和中東北非地緣相近，且歐洲有吸納這兩個地區(qū)移民的傳統(tǒng)。如此以來，歐洲接納中東和北非的難民就成為天經地義。不僅世界這么看，歐洲自己也這樣認為。

　　因而，當希臘和東歐國家從海陸兩個方向阻截難民潮時，歐洲和世界的輿論似乎都站在難民一方。尤其是一個敘利亞男孩浮尸海上時，全世界的批評激活了歐洲接納更多難民的道德勇氣。從歐盟理事會到德法兩強，他們主導制定了難民配額的政策。直到巴黎恐襲發(fā)生之前，這種移民定額政策都被認為是絕對正確，并且倒逼大西洋對岸的美國要向歐洲的移民政策學習。至于排斥定額政策的東歐國家，不僅在歐洲而且在全球成為輿論鞭撻的負面典型。

　　然而巴黎恐怖襲擊徹底改變了一切。歐洲絕對正確的移民配額政策，不僅引起了法國和德國輿論和民意的懷疑，東歐國家似乎挺直腰桿在證明自己不執(zhí)行不配額政策的正確。一切都反轉過來，極右翼的國民陣線，獲得民意追捧，也充分體現了法國民眾對法國溫和移民路線的反對。這一切，都是巴黎恐怖襲擊所致。

　　看上去像一場諷刺。反對伊斯蘭移民、歐盟、自由資本主義和歐洲主流政治生態(tài)的右翼民粹政黨，卻借助極端伊斯蘭分子制造的恐怖襲擊，獲得選舉“紅利”。法國如此，其他歐洲國家也是這樣。英國，這個歐盟的主要國家，則以政府主導的方式，一直嘗試著退出歐盟的努力。

　　法國右轉舵，對奧朗德領導的左翼陣營是嚴峻挑戰(zhàn)。離2017年大選，他的時間并不多，當務之急是獲得法國民眾的重新信任，通過理性的憲政民主之力戰(zhàn)勝勒龐的右翼民粹主義。

　　奧朗德似乎走出了正確一步。在敘利亞三心二意且陣營分明的反恐聯盟中，他選擇了和俄羅斯并肩戰(zhàn)斗，向IS（伊斯蘭國）發(fā)起了猛烈打擊。緊隨其后的是英國和德國，也加入了對IS的空中打擊。歐洲“三劍客”的協同行動，以及法國和俄羅斯的配合，改善了中東地區(qū)沉悶乏力的反恐格局。加之美國南加州槍擊案被定義為恐怖襲擊之后，美國在中東的反恐戰(zhàn)略也會有一定的改變。如果美國、歐洲、俄羅斯和海灣國家貌合神離的反恐聯盟齊心協力，剿滅IS并非難事。

　　如果說恐怖襲擊的副產品是法國右轉舵，打擊IS的成果將會扭轉法國政局走向。變副產品為正能量，不僅是法國奧朗德政府的責任，整個歐洲都面臨著抵制右翼民粹政黨“奪權”的挑戰(zhàn)。

　　是時候該做些什么了。勒龐的崛起是對奧朗德的棒喝，也是對歐盟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