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發(fā)生多起示威、縱火和搶劫事件，導致幾千名國民警衛(wèi)隊員進駐巴城，市長下令宵禁一周。這場突如其來的“騷亂”引起國際關注。 作為一名在巴爾的摩的中國留學生，筆者認為，巴城現(xiàn)在的緊急狀況，雖然是由弗萊迪.格雷之死引起，但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美國種族矛盾、社會貧富不均等問題多年累積、越發(fā)嚴重的表現(xiàn)之一。

　　25歲的非裔青年弗萊迪.格雷居住在吉爾摩.霍姆斯社區(qū)，和許多巴爾的摩城西的社區(qū)一樣，這里有大量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下、犯罪率極高。4月12日早上，格雷在街上與巡邏警察對視后企圖逃跑，警察截住他詢問，發(fā)現(xiàn)他身上有一把折疊刀，并因此拘捕了他。格雷被押上一輛警車送往警署。大約半個小時后，當他被從警車里拉出來的時候，被發(fā)現(xiàn)脊柱嚴重受傷、聲帶受傷，并隨后休克，被送往院， 醫(yī)生說他脊神經損傷了八成。格雷于4月19日不幸去世。 警方說格雷被逮捕的時候警察沒有使用暴力，但正好有目擊者拍下了逮捕時刻的視頻，其中顯示，格雷當時雙手被反銬，雙腿已經癱瘓不能行走，是兩名警察連拉帶拽地把他扔進的警車。

　　截至目前為止，對格雷之死的調查尚未出結果，沒有人知道警車里發(fā)生的全部，但已知患有哮喘的格雷曾要求使用呼吸器，但被拒絕。人們猜測，當時很可能發(fā)生了美國電影里常見的所謂“粗暴行駛”，即嫌犯被銬雙手關在車后，不系安全帶，司機開的很快，極速拐彎或剎車，以此對犯人變相折磨。當然，警方對這些猜測都是否認的。

　　格雷的死和警方的反應，激起了巴爾的摩市民的憤怒。像許多美國城市一樣， 巴爾的摩的種族矛盾和貧窮問題積累多年，警察充滿種族偏見的暴力執(zhí)法屢見不鮮。而格雷正是貧窮和種族歧視的雙重受害者。格雷的母親身患殘疾，帶著兒子格雷和兩個女兒生活在這個巴城最窮最危險的社區(qū)。和許多貧窮家庭的不幸遭遇一樣，由于房屋過于陳舊、油漆不合格等因素，格雷和兩個姐妹小時候均鉛中毒，導致了他們一系列的學習、生活、行為困難，這些問題伴隨終身。而由于是非裔，格雷和許多同族裔男性一樣，有更高的可能性被警察逮捕——在美國，非裔人口占百分之十三左右，但非裔男性卻占監(jiān)獄男性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而在巴爾的摩的“危險”社區(qū)，這一比例更高。

　　犯罪率和入獄率與社會經濟、福利發(fā)展緊密相連。一百年前，港口城市巴爾的摩是美國第六大工業(yè)城市，人口高達百萬，以鋼鐵和紡織等傳統(tǒng)制造業(yè)為主，吸引大量工人階級在城市安家落伍；隨著美國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去工業(yè)化進程，其傳統(tǒng)制造業(yè)衰落，巴爾的摩失業(yè)率和犯罪率陡然攀升，白人和一部分非裔中產階級逃離這個城市，搬到富裕的郊區(qū)，而城里則留下了大量非裔人口，男性失業(yè)率將近百分之五十，公立學校系統(tǒng)潰敗、毒品、黑幫問題突出。

　　我所在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于十九世紀末，彼時正值巴爾的摩工業(yè)發(fā)展的鼎盛之時。霍普金斯至今都是馬里蘭州第一大私人雇主，校區(qū)散落在巴爾的摩好幾個不同的社區(qū)。從文理學院到醫(yī)學院，就要穿過一些所謂“危險”的非裔社區(qū)。為了保證本科生生源，學校配置專門的警察隊伍，24小時開車圍著校園巡邏；提供專門的校車，除了在幾個校區(qū)間接駁師生之外，還會在每天晚上把學生送到家門口。

　　于是，霍普金斯像一朵溫室里的花，把自己與巴爾的摩市隔絕起來。在這里念書多年，你可以不用跟巴爾的摩本地人講一句話。 看著滿校園大多數歐美裔和亞裔臉孔，你會忘記這里是巴爾的摩。 雖然學校盡量與非裔社區(qū)隔絕，但其基本運行卻要依靠大量非裔勞動力。事實上，這所私立名校的大多數后勤服務，就是建立在基于種族的勞動分工之上。校車的司機、食堂服務人員往往都是非裔；樓道的清潔工，也往往都是非裔。白天，他們不見蹤影，只有在夜色降臨，大部分師生都回家了，他們才開始在樓道里出現(xiàn)，一層一層挨著掃廁所，累了在系里的廚房沙發(fā)上休息，或者到樓后的臺階上三兩個坐著吸煙。

　　與貧窮、破敗的非裔社區(qū)同時存在的，是一個所謂“巴爾的摩復興計劃”。2008金融危機后幾年，巴爾的摩房價不降反升。新一輪的金融投資房地產開始了——一些房地產發(fā)展機構和霍普金斯大學聯(lián)手，要把學校四周的老社區(qū)買下來，對其進行改造，“中產階級化”，以吸引富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yè)白領人士來居住，為城市注入新的活力和消費能力。

　　想理解巴爾的摩今天為何有騷亂，就必須要考慮到以上這些背景因素，它們存在多年，醞釀了許多潛在矛盾，一旦種族偏見與警察暴力執(zhí)法結合，則勢必將矛盾激化。但是必須承認，剛到此地時，筆者也和大多數少數族裔留學生一樣，對非裔社區(qū)沒有了解，只有恐懼；不理解他們的遭遇是社會結構問題，而一味苛責個人。

　　其實，和國際社會想象的有所偏差，幾天前的這場騷亂，雖然引來了罕見的國民警衛(wèi)隊出動，但卻并非只有“打砸搶燒”和“暴徒”的一面，那只是極個別現(xiàn)象。而被忽略的、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這幾日，巴城各大社區(qū)、教會、工會、高校（包括霍普金斯）的人們自發(fā)組織了很多和平的示威、游行，大家不分種族、性別、年齡，走上街頭，用標語、口號表達對種族歧視和社會貧富不均的不滿，有理有力。遺憾的是，大多數媒體卻只報道抗議中最暴力的幾個場面，無限擴大恐懼，加大不同族裔間本就很難跨越的鴻溝，令人感到遺憾。

　　作為一個巴城留學生，我為這里的不公正現(xiàn)象感到不平，也為各族裔普通市民的正義發(fā)聲感到自豪。我希望人們可以更加審慎、全方位地看待正在發(fā)生的事情。正如一個抗議者的標語說的那樣——“我不關心打破的窗子，我只關心被扭斷的脖子”——抗議中發(fā)生的極少數的對物體的破壞固然不對，但不要忘記，由國家和資本支持的、系統(tǒng)性的、基于種族和階級的對人本身的暴行，才是問題的根源。（文／弋戈 作者系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在讀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