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以來，醫學生的第一課都要發誓，把“不危害他人的生命”作為首要信條。這個原則對于超級大國也合適。誠然，如果能用外交途徑達成的目標，政治家們為何還要訴諸戰爭呢？

　　在《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愛德華·盧斯的眼中，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也有自己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不做蠢事”。奧巴馬這一充滿了現實主義色彩的外交理念，其出發點是智慧的。2008年奧巴馬由于反對在伊拉克的“愚蠢戰爭”而獲得了總統候選人提名。當時經歷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的美國選民，對野心勃勃的窮兵黷武思想已然厭倦。奧巴馬的信念讓他們的自我感覺能更好一些。

　　在過去六年多的外交實踐中，奧巴馬貫徹其誓言的底線，就是避免向海外熱點地區派遣美國地面部隊。但是，奧巴馬心底里的不情愿已經完全被美國的敵人們揣摩透了。底線一旦被敵人發現，它就會成為束縛你的最大枷鎖。比方說，如果奧巴馬在2011年付出更大努力，維持美國在伊拉克的駐軍，今天伊拉克的災難可能就不會發生。

　　可悲的是，如今就算是在自己民主黨內部，奧巴馬的這條誓言也飽受嘲諷。宗教極端主義者在伊拉克的每一次挺進、分裂分子在烏克蘭發射的每一顆導彈，都被人用來譴責他的謹慎、軟弱或者綏靖式的外交政策。

　　奧巴馬對外政策的失敗已成為其重大政治累贅。突出的是下屆總統熱門希拉里·克林頓接受《大西洋月刊》記者訪談，公開批評奧巴馬的敘利亞政策。

　　隨著伊拉克和烏克蘭局勢的急劇惡化，美國的克制時代會結束嗎？愛德華·盧斯相信這個短暫的時代即將結束，奧巴馬還有兩年時間來挽回局面。但筆者并不認同盧斯的判斷。奧巴馬的退讓外交，確實帶有鮮明的奧巴馬個人風格，但這一政策是在美國國力相對衰退、對外戰略全面收縮的大背景下做出的，是時代的選擇，也是無奈的選擇。

　　美國上一次做出類似的戰略收縮，奉行妥協退讓的外交政策是在20世紀70年代的尼克松政府時期。當時的時代背景和今天的美國極其相似，共和黨的尼克松做出了從越戰泥潭中撤軍的決定。在國力衰退的大背景下，尼克松也像今天的奧巴馬一樣，要求盟國承擔更多的責任，而不再是搭乘免費的便車。

　　尼克松主義在今天的意義之一是可以讓我們從歷史的維度審視奧巴馬政策的未來。尼克松主義并沒有隨著尼克松的提前下臺而結束。在整個七十年代的美蘇對抗中，美國一直是處于守勢。尼克松主義影響了隨后兩任的美國總統——福特和卡特，直到里根的上臺。

　　雖然任期還剩兩年多，奧巴馬施政成就基本定型，我們似乎也可以對奧巴馬“蓋棺定論”了。奧巴馬執政最大的“里程碑”，無疑是內政戰線的“奧巴馬醫保”，但至今仍然吉兇難卜。至于經濟復蘇，更是有氣無力而大失民望。奧巴馬或許還有機會來證明自己，但問題是，早已成為跛腳鴨總統的他還能把握住嗎？更何況，他還總是患得患失地考慮風險規避。李明波（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