響一聲后回撥過去，話費被“吸干”；放著沒打電話，話費也被“吸”；買假手機使用１個月，欠費高達四十余萬元……觸目驚心的手機“吸費”陷阱令廣大用戶防不勝防，也引起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如何有效治理這一嚴重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怪相，已成為中國移動通信業邁向健康市場無法繞過的執法難題。

　　手機“吸費”問題由來已久。早在2010年5月上旬，有關媒體就爆出多款國產手機暗躲“吸費”菜單、安裝捆綁軟件、內設按時扣費器，致使消費者用手機時被莫名“吸費”。這種嚴重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違法行為，雖然近幾年的“3·15”晚會不斷曝光，國家工信部也多次下文要求整治，但依然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而且，曾經在山寨手機時期橫行的SP（增值業務提供商）“吸費”把戲，現正在時下流行的智能手機上繼續上演。

　　屢禁不止，手機“吸費”到底該如何治理？安全穩定的市場秩序，向來離不開完善的法規制度作保障。無論是確保各種市場交易安全，促進不同經營者的合法競爭，還是保護廣大消費者的合法權益，都必須以明確的法律依據為前提。遺憾的是，面對手機“吸費”，現有的法律規定嚴重不足。

　　例如在法律責任的設定上。手機“吸費”有著完整的利益鏈條，鏈條上每個環節的行為都是蓄意而為，其結果不但侵犯了廣大消費者的合法利益，也對經濟秩序造成破壞，具有一定的社會危害性。但是對其是否構成經濟犯罪、不同主體的違法行為如何懲治等，立法缺乏清晰的規定，“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明明知道那些ＳＰ是錯的，卻不能稱他們為‘違法企業’。”一些地方也只能采取揭露違法事實、曝光不法商家、查處違法案件、發布消費警示等方式，進行行政執法層面的治理。在“吸費”的鏈條中，也存在電信增值業務企業的違規行為，但有力立法的缺位，執法多止于內部整頓和罰款處理的層面上。

　　再以執法主體為例。近兩年各地集中開展了一些整治行動，其主體一般包括工信部在內的九大部委以及運營商。但因為國家一直沒有設立專門針對移動互聯網的監管執法部門，執法主體和執法職責的不明確，導致執法時內容提供商、SP、電信運營商以及政府相關部門容易互相“踢皮球”。與此相反，在手機吸費這條黑色產業鏈上，各方的合作卻日漸成熟，“盈利模式”日趨多樣化。對于這種不斷發展的違法現象，整合執法資源無疑顯得十分必要。

　　缺少完備的法規支撐勢必嚴重制約治理效果。工信部也曾出臺過一些條例細則，但大多只是就事論事，并不具有前瞻性，也缺乏足夠的法律力度。不久前，工信部通信發展司副司長陳家春表示，有關部門正在制訂《移動智能終端管理辦法》，保護消費者權益。這當然是一個利好信息，但常態化的治理尚有待立法的進一步健全，出臺對手機“吸費”問題的法律法規，立法打擊不法分子制造、傳播吸費軟件的行為，進一步明確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和執法主體的職權范圍，才能有效阻止“吸費”軟件的傳播和危害，并促進由運營商、渠道商、終端廠商和移動安全服務提供商組成的安全產業鏈的最終形成。

　　在健全立法的同時，改變以往的運動式治理模式，確立起常態化的執法機制同樣重要。2010年以來，工信部等政府機構展開大力清查行動，手機芯片供應商、手機廠商等也紛紛表態，結成“正義聯盟”抵制內置軟件吸費行為。雖然這種集中整治在政府治理、產業鏈打擊、輿論聲討的背景下，取得“圍剿”的一時之效；但從市場秩序的規范化角度看，卻不足以支撐整個移動通信市場的健康有序，也很難為消費者提供穩定的權益保障。

　　因此，著眼于法治化市場的構建，治理手機“吸費”就不能目光短淺，而需要針對市場中各個環節存在的安全風險，及早制定有針對性的法律規范，并納入穩定有預期的執法軌道，如此才能擺脫運動式治理的被動局面，最大限度保障消費者權益，促進市場的繁榮穩定。

[責任編輯：張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