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拯救你，被掛牌示眾的小偷

　　近日，一名女子在福建晉江一雜貨鋪偷兩個面包時，被店主當場抓住，店主將其綁在電線桿上，并在其胸前掛上寫有“我是小偷”的紙板。店主表示“現在的小偷太猖獗，沒關幾天，出來后又繼續偷。這已是近日店里第4次遭賊偷了，防不勝防”。（4月8日《東南早報》）

　　對小偷被示眾，我有過親身經歷。一次是在初中時，值夜班的老師抓了一名小偷，據說已經打了一個晚上，次日當我路過時，有老師叫我過去，指著小偷說，你也打，不打白不打。另一次是在高中時，一名小偷被拷在學校的大門上，滿身的鮮血，有同學告訴我說，這就是小偷的下場。長大以后，我慢慢明白，這樣對待小偷是不對的，是一種“以暴制暴”行為。

　　在我所在的武漢光谷，則發生了一起“被小偷事件”：七旬汪婆婆在家樂福光谷店購買麥片時獲得4袋贈品，結賬時卻被要求付錢，爭執就此而起，最后還被列入“竊嫌”名單；為自證清白，婆婆當場下跪——最近，東湖開發區法院一審判決，家樂福光谷店向汪婆婆書面賠禮道歉，在店內張貼道歉信，并賠付精神撫慰金5000元（4月7日《長江商報》）。從這個角度看，隨意將小偷示眾不僅是違法行為，還很容易造成嚴重后果——是不是小偷，并不是店主說了就能算的，需要警方乃至法院的介入。

　　網友評論說，“她偷的不是錢，她需要的是生存；你綁的不是賊，而是一個弱者；圍觀的看的更不是一場好戲，而是一個尊嚴被肆虐摧殘的悲劇。”可以看出，對于“示眾小偷”，絕大多數人都是反對的。為何在現實中卻屢屢出現呢？在我看來，這一方面在于“以暴制暴”的傳統心態，另一方面，則在于法治理念尚未深入人心。于是我們看到，“示眾小偷”多發生在中小城市，發生在弱勢群體之中。

　　拿什么拯救你，被掛牌示眾的小偷呢？最直接的，是要發揮媒介的普法功能。“示眾小偷”已被媒體一再批評，為何還是發生呢？關鍵原因，還是一些人不看報，不上網，不能理解背后可能導致的違法后果。在我看來，對“示眾小偷”，警方不僅要指出其“不妥”，也要通過媒體“警示”民眾。依法辦案本是最好的普法。從這個角度看，警方能否依法正確處理每一起“示眾小偷”事件，可謂迫在眉睫。

　　從長遠角度，則需要深化法治社會建設。民眾為何“崇尚”濫用私刑？關鍵原因，在于法治的不彰。于是，在一些地方，警察與小偷早就成了貓鼠游戲；“示眾嫌犯”仍是政法系統的規定動作。更有甚者，即便被媒體曝光，地方政府仍不知道錯在哪里。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將形同虛設。倘若政府仍然繼續“示眾嫌犯”，倘若公權力也不信仰法律，民眾會不斷“示眾小偷”，會繼續依賴“以暴制暴”，也就不難理解了。

　　1935年，紐約市長拉瓜迪亞旁聽貧民區一樁庭審：老婦為孫子偷面包被罰10美元。審判結束后，市長脫下帽子放進10美元，說：“現在請每個人交50美分罰金，為我們的冷漠付費，以處罰我們生活在一個要祖母去偷面包來喂養孫子的城市。”每一個偷面包的女人背后，可能都有一個這樣的故事。隨意“示眾小偷”，不僅是一種冷漠、是一種罪，更可能掩蓋了這社會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