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各地普遍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引入專業的第三方權威機構來對問題孩子進行心理輔導和救助。

　　在影視劇里，我們經常看到這樣的孩子：他們大多成長在殘破的家庭，本性不壞，但又缺乏健全的教育和合理的管教，整日游手好閑，時常打架斗毆，不時小偷小摸，讓家長操碎了心。對于這些問題孩子，到底應該怎么幫幫他們？

　　我國的《刑法》一直保留著“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等規定，《未成年人保護法》也堅持“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基于以上精神，很多犯錯的孩子由于不負刑事責任、附條件不起訴或判處免予刑事處分等脫離了訴訟程序，被重新送回家庭。

　　減免刑事責任等規定對未成年人而言是一種保護，但事實證明，在從輕處理以后，后續幫教一定要跟上，否則又給他們重新犯罪或犯更大的錯誤“埋下了伏筆”。在現實中，一些問題孩子“出來”之后也依然處于脫管狀態，他們往往因為缺少后續的管教、幫扶，不知不覺間又走回了老路。

　　對于涉案的“失足”孩子，幫教要更精準、更專業。問題孩子，問題出在哪？從案例來看，他們的情況有共性，但又各不相同。當前，各地普遍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引入專業的第三方權威機構來對他們進行心理輔導和救助。這源自現實需求，也是大勢所趨。從當前的實踐情況來看，大量的社工組織正在從事相關工作，它們彌補了司法資源的不足，幫教效果也值得稱贊，然而在運營中也存在著資金捉襟見肘、場地有限等問題。對此，相關部門不妨加大支持力度，鼓勵、支持這些組織的發展。另一方面，各地也不妨嘗試與更多公益組織、企業等合作，比如聯系職業培訓學校對問題孩子進行就業技能培訓，聯系愛心企業建立監督考察平臺，發動社會力量為問題孩子提供教育、培訓、就業一條龍服務。

　　此外，除了把焦點對準孩子，還要更多地關注家庭。根據相關調查，在問題孩子的背后，往往有“問題家庭”的身影。比如在經濟方面，有些孩子一時沖動或“臨時起意”搶劫、偷盜，就為了區區幾十元，他們大多家庭貧困，吃飯、上網都“一分錢難倒英雄漢”——在考察家庭情況的基礎上，對于其中的貧困問題，有必要將涉案未成年人幫教與扶貧工作聯系起來，與其他職能部門互動、合作，解決其問題根源。

　　比如監護問題。家庭不和諧也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成因，在媒體報道的案例中，有的孩子與父母似乎有深仇大恨，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有的家長并未履行監護職責，一味給錢、縱容……對于這些“問題家庭”，除了專業的社工組織深度介入，更多的配套機制也應不斷去嘗試、完善。（夏振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