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誕節又至，不難預期，在中國各大城市，以青年為主體的集體狂歡又將上演。近些年來，不少人對傳統節日被冷落、西洋節日受熱捧的現象憂心忡忡，甚至貼上西方文化滲透或國人數典忘祖的標簽，對其口誅筆伐。事實果真如此嗎？

　　在《華盛頓郵報》等西方媒體看來，圣誕節等西方節日雖然在中國愈來愈受歡迎，但也越來越有中國特色，與西方側重家庭團聚和宗教氛圍的圣誕主旨相去甚遠。中國式圣誕往往被視為狂歡節，其主要形式是廣場喧囂、情人約會、逛街購物和贈禮問候，概而言之，就是“玩”。

　　圣誕節日趨中國化的實質，與其說是崇洋媚外，不如說是我們的年輕人自主改造外來節日的一場運動。

　　當代中國青年的生活如同一臺不斷加速的跑步機，在接受“不進則退”宿命的同時，往往伴隨著壓力。以至于2013年5月14日《人民日報》以“莫讓青春染暮氣”為題，直指“朝氣蓬勃的年輕一代變得暮氣沉沉”。這一現象與現代社會結構的科層化不無關系。

　　社會的科層化，意味著絕大多數現代組織，都要依規則進行管理和組織，按程序進行交往與行動，以職能職位進行技能分工和等級分層。剛步入社會的青年，只能從科層金字塔的底層開始奮斗，想要在社會流動中向上升，多數時刻都得向科層社會妥協。因此，他們喜玩愛鬧、求新立異以及試圖沖破成人世界控制的自我意志，被科層社會壓抑于心底。

　　而節慶恰恰具有“減壓閥”的社會功能。在一些社會學家看來，節日的功能，是通過這種對日常等級秩序和行為規則的暫時性取消，消除日常社會結構累積的張力，從而在維系結構的同時，為其注入活力。

　　但中華傳統節日更強調以祭祖敬長、家族團聚、禮尚往來、祈求福祉等來促進家族人倫的凝聚，嚴肅的儀式對青年的要求是崇拜和服膺，而少有玩樂與嬉戲。觀燈、廟會等能調動節日氣氛的公共活動，不是日漸淡漠，就是很難喚起年輕人的參與和關注。可見，傳統節日雖能在家庭溫情上給予年輕人的心靈以撫慰，卻難以滿足他們更廣泛的釋壓需要。

　　在美國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看來，當前輩們已無法再向年輕人提供符合時代要求的生活模式時，年輕人只能以在新環境中捷足先登的同伴為仿效的楷模，根據自己的切身經歷來創造新的文化。

　　作為一個舶來品，外來節日沒有傳統節日那么多文化包袱，可以在保留其基本框架的前提下任意改造，融入更多顛覆日常秩序和跨越家庭藩籬的玩樂內容。青年們不見得要徹底打破既有的社會結構與規范，卻不時地尋找能在特定時空突破規矩、放縱玩心的機會。加之在現代都市，較之于血緣、地緣等先賦性人際關系，更個人化的后天關系對于年輕人而言也很重要，戀人、朋友、同學、同事等關系需要一個更為公共化的節日平臺。年輕人的諸多需求與商家的牟利營銷一拍即合，加上游戲與玩樂本就容易在年輕人之間交互傳染，以西方節日為外殼的公眾狂歡能星火燎原便不足為奇。

　　年輕人對節慶文化的重塑早已不局限于西方節日，吐槽春節聯歡晚會這一集參與、互動、娛樂、反叛于一體的互聯網游戲近年來備受熱捧，就是年輕人冀圖將“玩”植入傳統節日的一種改造。

　　全球化和互聯網給了今天的年輕人改變文化的機遇與能力。面對時代所加載的困頓和束縛，他們可以依恃同輩的力量去消解和掙脫，因為沒有任何一代能象今天的年輕一輩這樣，身處風口浪尖地了解、經歷和吸收社會如此迅猛的變革。因此，對年輕人異于傳統的行為，不應不加思索地貼上標簽，而應以同情和理解的姿態，去了解與溝通。

　　當然，不少風險和魅惑也隨之趁虛而入。若自我解放淪為毫無反思和節制的縱欲，追求快樂、掙脫束縛只是滑向千人一面的瘋狂購物、紙醉金迷，這一解放運動的積極意義將會大大削弱，對青年也會構成一種自我毒害。因此，輿論對新興文化的尊重不代表徹底無為，作為一種制衡性力量，合理的引導仍不容缺位。（黃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