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直接將裸官勸退，可以視為地方強化裸官管理的自我加碼，可以加大對裸官的監督力度，值得肯定。

　　不過，這樣的“率先”之舉，難免留下規范上的疑問。正如很多人所追問的，被勸退的“裸官”是清白的嗎？雖說不是所有“裸官”都存在經濟問題，但鑒于“裸官”長期以來在反腐案件中出現的高頻率，有這樣的追問也很正常。

　　從法律角度看，勸退“裸官”的組織行為，本應建立在“裸官”并未違反法紀的前提下，勸退也僅是一種基于“裸官”身份而行的強化管理辦法。對“裸官”是否違反法紀的調查，應優先于“不得提拔”或“勸退”。換言之，“裸官”退位也應該明明白白。如果不加甄別地對“裸官”實行勸退，則容易構成事實上的縱容與包庇，難逃公眾質疑。

　　因此，無論是從處置“裸官”的公正性，還是回應民眾的反腐期待上，現階段要落實“裸官不得列入考察對象”的基本要求，還須從細則上完善執行標準與程序。一方面，誰是“裸官”，“裸官”數量是多少，各地應該有系統性的摸排與公開，既保障公眾的監督權，也讓對“裸官”的管理走到公開透明的軌道上來，最大限度地減小阻力；另一方面，“裸官”身份確定后，本人是否存在違規違紀等貪腐行為，應該被納入貪腐查處的前端，受到重點“關照”。也只有先從法紀的角度，確立“裸官”的“清白”身份后，“要么把家人接回來，要么提前退休”，才可以成為一種“合法”選擇。

　　從反腐進程看，現階段對“裸官”的重視與處理，依然屬于對存量貪腐的處置。嚴格限制“裸官”被提拔或當即勸退，都是為了防止“裸官”群體的擴大和帶病提拔的延續，壓縮官員憑借“身份”優勢肆意貪腐的空間。但對于既存的“裸官”群體，如果僅僅以終止仕途的方式加以隔絕，不僅對反腐寄予厚望的民眾不滿意，也有悖于有貪必肅的反腐理念，不符合反腐“零容忍”的要求。

　　盡管提出強化對“裸官”的管理已有多年，但真正針對性根治“裸官”的行動或才剛剛開始。這個過程中，如何確保正當的程序，將直接影響治理的效果與民眾對反腐的信心。不管“裸官”是否都存在問題，但以法治為歸依，以公開為手段，應該是任何治理舉措都應遵循的原則。（朱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