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民眾生活乃至中國政治生活有更大影響的是，新媒體還在消解社群之間、公權力機構之間的邊界。經技術賦權的網絡民主更值得期待。

　　互聯網傳入中國這20年來，在私領域，它重組著我們的社交圈子；在公領域，它重構著原本鐵板一塊的權力結構。高層博弈中，有的職能部門懼怕網絡如洪水，有的職能部門卻樂見網絡的壯大。懼怕者，看到的是網絡對其固有權力的消解；樂見者，看到的卻是網絡對其未有權力之轉賦。

　　網絡初入中國，由于上網成本高昂，技術門檻也相對較高，因此在前10年里，網絡催生的公共輿論場更多為精英話語主導。但最近10年來，尤其是2008年以來，網絡加速向移動終端轉移。同時，網民也迅速向社會底層下沉。網絡進入門檻的降低，讓網絡言說門檻大大降低。

　　移動互聯網由此打破了信息壟斷和話語權壟斷，它能將平媒時代分散于各處的一個個孤立的個體，拉攏在同一個頁面、同一個帖子或同一條微博里。經集群和放大的民意，也改變了官方的輿情反饋機制。為避免網上情緒發酵成網下的行動——實則也是為維護好社會穩定，諸如“黃金一小時”、“速報事實、慎報原因、依法處置”等輿情應對指導原則不斷被提出。

　　互聯網也調整了私權利與公權力的力量對比關系。網絡崛起同時伴隨和滋養了公民社會的成長。一方面，網絡輿論成了公眾表達訴求的一種重要途徑；另一方面，網絡輿論監督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公眾作為監督主體的“實至名歸”。隨著政府信息公開的進一步推進，基于大數據的網絡監督還將在我們仍未知的某些領域繼續發力，并給我們帶來驚喜。

　　要展望互聯網對公權力的消解和重構并不容易。去年以來，中國新媒體輿論場最引人注目的變化大致是：門戶衰落、微博下行、微信崛起。如果說微博是個崇尚批判與解構的陌生人社會，那么微信就是一個在點贊中傳遞溫情的熟人社會。新媒體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它的消解力量，它不但消解了報刊、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之間的邊界，它甚至也消解了傳統媒體與個人通信之間的邊界。媒體屬性還是社交屬性，對于網民來說并不那么重要。對民眾生活乃至中國政治生活有更大影響的倒是，新媒體還在消解社群之間、公權力機構之間的邊界。

　　一個相對清晰且正在發生的改變在于，宣傳的定義和權力架構已悄然調整。深圳市公安局宣傳處易名為“警察公共關系處”就可茲引注。在這個誕生于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新生機構里，主要職能被賦予了三項，即警察公共關系建設、輿情處置及構建警民和諧關系。單向度的“宣傳”開始隱退，雙向互動的“公共關系”走上前臺。

　　對于政治決策來說，公共關系實則可歸屬于民主的一部分。經技術賦權的網絡民主更值得期待。（王琳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