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政部、最高法、公安部等部門正在著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監護干預政策，相關指導性意見擬于年內出臺。

　　關愛未成年人是一種“底線倫理”，保護未成年人，政府有著“兜底責任”。未成年人是整個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社會的制度資源和治理資源，理應向他們傾斜。更何況，“許多需要的東西我們可以等待，但是兒童不能等”，因為正處在成長的關鍵階段，對于他們“一分鐘的價值高于一百年”。保護未成年人不僅關系到一個社會的未來，更是現代文明中公平正義等核心價值的根本體現。

　　最脆弱的群體，往往成為少數人侵害的對象。從北京街頭的摔童案到長春的偷車殺嬰案，再到經常見諸報端、曝光網絡的教師體罰虐待學生事件，莫不如此。而施加傷害的，甚至還來自至親之人。南京女童餓死家中的慘狀，廣州母親虐待女兒七八年，父親為生男孩針扎女嬰……在暴露人性人心之惡時，也暴露出有關部門對這一問題監管的缺位。

　　早在1990年，我國就已經成為《兒童權利公約》的簽約國。這一公約規定，涉及兒童的一切行為，必須首先考慮兒童的最大利益。愛默生曾說，“家庭是父親的王國、母親的世界、兒童的樂園”，然而，如果樂園變成煉獄，親權就該讓位于未成年人的生存權、發展權，監管者的手理應能伸進這個看似獨立的“王國”，向那些傷害行為喊“停”。

　　有一部《刮痧》的電影，其中留美華人夫妻的兒子發燒肚子疼，剛來美國的爺爺“刮痧”治病，結果被法院定為虐待，讓父母失去了監護權。雖然電影的主題是文化碰撞，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兩國在兒童保護方面的差距。現在，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的調整，無疑將突入家庭這個未成年人保護的“禁區”和“盲區”。

　　不過，類似剝奪父母監護權的規定，同樣面臨“娜拉出走之后……”的問題。相比各種會所、收費站，偌大的中國，兒童福利院屈指可數。那些父母監護權被剝奪的孩子，由誰來養育與保護？如果回答不好這個問題，可能就會如魯迅對“娜拉問題”的預見——不是墮落，就是回來。

　　“誰要能看透孩子的生命，就能看到堙埋在陰影中的世界，看到正在組織中的星云，方在醞釀的宇宙。”這是法國作家羅曼·羅蘭詩意的說法。我們希望，透過孩子看到的世界能夠陽光明媚，有著燦爛星河，形成壯麗宇宙。（舒天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