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社會熱點之一是征收遺產稅。先是有消息說，國務院參事、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講座中透露：“征收遺產稅被寫入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草稿。”但劉桓本人又作辟謠聲明。其實，劉桓講沒講這件事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開始關注和討論這件事。

　　人們討論遺產稅已經很熱烈，或許今后會更熱烈。有專家高調批評：“遺產稅是對私人產權的粗暴侵犯，不存在什么時機成不成熟的問題，永遠都不應該開征。私人的東西，不管多少，當然有權留給子女，不然還叫什么私人財產？一個文明的政府理應對此加以保護，而不是主動加以破壞。”單個人反對未必值得關注，很多尚未弄明白遺產稅本質的普通人也加入到反對和批評行列中，則需要關注和深入分析。

　　依照筆者的觀點，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今天，最該征收的稅種應該是遺產稅，因為這是“劫富濟貧”的稅種，是解決貧富懸殊和社會分配不公的利益再分配方式。

　　當然，征收遺產稅的意義和價值還不僅僅是利益再分配，而是一個影響甚至改變中國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舉措，是提升國人人文品質的重要制度安排，搞得好還會對治理貪腐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中國人有一個傳統正在逆轉為或者說蛻化為弱點、缺點，就是財富積累理念——無限的欲望與傳之后代而不愿讓社會分享。無限的財富欲望產生于資源匱乏的年代，人們的物質生活無法得到滿足，政府又無力救濟，所以必須節儉，所謂“手中有糧，心里不慌”。由于這種節儉文化的熏陶，包括一些鄉間財主在內大多克勤克儉，錙銖必較，點滴積累以增厚家業。傳之后代則源于中國人的血緣家庭觀念，追求家族興旺，代代傳承。正是這種民族文化傳統，保證了艱苦生活條件下的社會穩定，同時提供經濟發展的原始積累。但在中國進入市場經濟階段，逐漸意識到，“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價值觀，不利于經濟繁榮，所以適度消費觀發展開來。即使這樣，中國人的財富觀念仍然與世界相去甚遠。

　　西方國家官員貪腐較我們少得多，有制度的原因，即健全的制度使掌握公權力者不敢貪也貪不到，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想貪。而之所以不想貪，具體點講緣于財富觀。筆者到澳大利亞訪問，有一位移民并在悉尼開公司的北京人說，給1.5倍的加班費，會有很多中國人來做，但給3倍工資白人也不愿來加班，他們說“要那么多錢干什么”？至于為后代聚斂財富，更不存在。諸如此類決定了其行為方式與我們差異很大。

　　未必不是財富觀念，使我們異化了人生的意義。比如，貪官們把妻子孩子送到國外，自己當“裸官”，且不說因貪腐而來的擔驚受怕，就是從享受天倫之樂的角度，這種生活方式也已經失去了人生意義。

　　開征遺產稅，除了實現利益再分配，消除不公平，很重要的是改變中國人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試想，當積累的財富最終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傳給孩子，人們還那么貪欲無度嗎？當貪來的錢財實際上只是“代管”，還會冒著風險去貪腐嗎？當財富只是人生的一個組成部分，一定情況下不是最重要的部分，要獲得更強烈的幸福感需要從社會擔當中尋求，那么中國的道德拐點還會遲遲不到來嗎？

　　當然，要最大限度提升征收遺產稅的積極作用，同時把消極作用降到最低，有幾個方面的工作要跟上，甚至說不可或缺：

　　第一，政府要把征來的稅真正用在民生上。為什么人們在尚未弄清遺產稅的情況下第一反應是反對呢，或者說“稅收恐懼”呢？主要還是稅收上來后用在哪里和如何使用的問題。如果稅收最終都用在民眾身上，且可見可感，就不怕征稅，甚至不怕重稅；如果是用來維持居高不下的“三公”消費，再低的稅賦民眾都不會滿意。

　　第二，富人要提升自己的社會擔當意識。征收遺產稅，是從富人兜里掏錢，富人要么增強社會擔當精神，以獲得價值感和更高境界的幸福感；要么繼續沉溺于無限的財富欲望中，選擇避稅或逃稅。也就是說，富人是否提升自己的人文修養和精神境界很關鍵。這方面，西方國家一些富人的做法很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比如美國不少富豪主動要求政府提高向他們的征稅；蓋茨、巴菲特等近乎裸捐，較少給自己的孩子留下巨額財富。隨著中國人價值觀念的改變，特別是富人們逐步認識到活著的意義并不是攫取無限的財富，而是更好地運用財富，中國也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富豪主動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

　　第三，以有效措施防范富豪向國外轉移財產。據說，美國也有上千名富豪為了避稅移民國外，這意味著在承擔社會責任上，永遠都不會那么一致。可以肯定，開征遺產稅后一定有大量富豪為避稅和逃稅移居海外，這是需要防范的。(國防大學教授 公方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