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臺北/北京9月14日電(記者陳鍵興 查文曄) 夕陽西下，臺北新店溪畔的馬場町紀念公園里，人們散步、游憩，享受著恬淡的周末時光。時間拉回1954年3月16日，一位叫張志忠的壯年男人在這里被秘密槍決，而他年輕的妻子季沄早在3年多前就倒在了這同一處刑場。

　　 1993年，作家藍博洲幾經查訪終于來到臺灣嘉義新港至云林北港公路旁的一處荒冢，那里長眠著的就是張志忠、季沄兩位犧牲在上世紀臺灣白色恐怖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數十年間，這對夫妻仿佛“歷史的失蹤者”，即便其分布兩岸的親人也并不真正了解他們用生命寫下的悲壯傳奇。

　　 歷經十余年調查采訪，藍博洲寫就紀實文學作品《臺共黨人的悲歌》，讓那段消隱的往事重回公眾視野。14日，該書簡體版發表會在北京臺灣會館舉行。此前，藍博洲接受新華社記者獨家專訪，講述了30年不斷重返“歷史現場”，不懈“追蹤”近現代寶島記憶與兩岸歷史的心得與思索。

　　 “張志忠死于壯年的人生反映了臺灣人民追求進步的奮斗史，體現了臺灣與大陸的歷史聯結。”

　　 1910年出生在臺灣嘉義貧苦農民家庭的張志忠，1960年出生于臺灣苗栗的客家人藍博洲，他們的生命看來本沒有什么交集。

　　 因為大學時受到陳映真、楊逵等臺灣左翼作家的影響，藍博洲對自己理想文學之路有了方向，在那個禁錮的年代埋下了追索歷史真相的念頭。

　　 28歲時，藍博洲創作了《幌馬車之歌》，一時轟動臺灣，電影導演侯孝賢后來在《悲情城市》和《好男好女》兩部電影中都借用了這部紀實文學作品。但回想寫作歷程，藍博洲最先提起的是更早的作品《美好的世紀》。

　　 “寫了這么多人，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第一位。”藍博洲說的是生命終結在32歲的臺灣醫生郭琇琮。

　　 出身臺北望族的郭琇琮生于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有著強烈中華民族意識的他曾因成立反日學生組織被捕判刑。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后，臺灣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權的腐朽感到失望，青年領袖郭琇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0年5月，郭琇琮被捕，同年11月就遭殺害。

　　 37年后，《人間》雜志的年輕記者藍博洲偶然聽說了這個被隱匿了的傳奇故事，并“尋蹤”找到郭琇琮的遺孀。“老太太的敘述特別清晰，后來我才知道，郭琇琮犧牲前曾偷偷傳遞消息給妻子，要她若能活下來一定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將死的他竟連題目都想好了，就叫《美好的世紀》。”藍博洲說。

　　 這次采訪改變了藍博洲后來的人生。他告訴記者，老人說丈夫的遺言是“把我的尸體用火燒了，把骨灰撒在我所熱愛的這塊土地上，也許對老百姓種空心菜還有些幫助”。

　　 “這給我極大的震撼!郭琇琮的生命之所以感人，并不是他轟轟烈烈的英雄事跡，而是他對待生命的態度。我看到我們前面還有這樣的臺灣人，有這樣無私的人格和理想主義。”藍博洲說，“那時，我就確定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之后的人生不做別的了，專心把郭琇琮這樣的臺灣人一個個找出來。”

　　 從此，藍博洲扎進濃霧遮罩的隱秘歷史，一路不輟。于是，他“遇見”了張志忠。

　　 《臺共黨人的悲歌》講述了當年中共在臺地下組織領導人張志忠夫婦及其子楊揚的故事。藍博洲說:“張志忠45年短暫的一生典型地反映了這個時間跨度里臺灣人民追求進步的奮斗史。”

　　 “更重要的是，張志忠的生命并不孤立在臺灣島內。”藍博洲認為，生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張志忠從年少參加中國反帝運動開始，一生的理想與實踐都飽含愛國主義，“體現了臺灣與大陸的歷史聯結”。

　　 據考，1924年，14歲的張志忠赴廈門集美學校就讀，參加了閩南學生聯合會并擔任刊物主編。1932年，他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于同年入黨，其后回臺建立黨組織，因被檢舉而遭日本殖民當局逮捕。次年，他裝瘋得以脫獄，逃亡大陸。全面抗戰爆發后，張志忠被派往八路軍129師，從事對敵宣傳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后，他于1946年返臺，后任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委員兼武工部長。1949年底，張志忠夫婦被捕，獄中始終堅貞理念，直至犧牲。

　　 “我這本書里寫的是張志忠個人及家庭的故事，更是臺灣一段不為人知的歷史，亦是兩岸中國人命運與理想緊密相連的一段歷史。我想，這本書最大的意義是希望引領兩岸讀者深入了解歷史真相。”

　　 “他們都是愛國的臺灣人，希望祖國統一。‘獨’派扭曲歷史，拿前人鮮血作政治資產，何其可惡!”

　　 臺北市區東南，有一個叫“六張犁”的地方。山間連片的墓園里“隱藏”著多處亂葬崗，裸露在坡地上的一截截石樁下埋葬著臺灣白色恐怖時代的受難者。

　　 藍博洲曾拍攝過一部紀錄片，將鏡頭對準了這片直至1993年方被意外發現的“歷史之墳”。30多年間，他“追蹤”的腳步遍及寶島，更延伸至大陸，借由詳實的采訪與寫作，讓一個個高尚的魂靈“復活”于當下。

　　 “我看到那些早亡的臺灣青年愛國的熱血，我要將臺灣那段歷史的真相一一出土!”藍博洲說。

　　 一路走來，寫下20多部著作，“非暢銷作家”藍博洲始終不改初衷。他的紀實文學作品讓一具具火熱的軀體從歷史深處走出，散發著青春、理想與愛，直搗人心。

　　 《幌馬車之歌》里，臺灣客家青年鐘浩東和妻子跨越海峽回大陸參加抗戰，歷經烽火迎來民族勝利和家鄉光復。然而，充滿愛國情懷的他卻倒在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槍口下。

　　 《尋找祖國三千里》里，留日臺灣學子吳思漢穿越朝鮮半島和東北、華北淪陷區，歷險返回大陸投身抗日。1950年，馬場町刑場上，這個曾在鴨綠江邊喊出“祖國啊，請你看我一眼，你的臺灣兒子回來了”的年輕人身中三彈，生命定格在27歲。

　　 ……

　　 “我書里的這些臺灣年輕人都充滿了理想主義，他們家境都不錯，從小接受較好的教育，是臺灣社會的精英，但他們同情底層群眾，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追求社會進步將生死置之度外。”藍博洲說，“他們都是愛國的臺灣人，都希望結束內戰，實現祖國統一。”

　　 藍博洲曾帶記者回訪白色恐怖時代臺灣“紅色青年”的“逃亡行跡”。站在來過不知多少次的田野工作據點，他說:“國民黨在臺灣長期的反共教育曾讓人不敢碰觸那段歷史，而后來‘獨’派勢力和民進黨為操弄‘省籍’矛盾，肆意歪曲歷史，塑造出‘中國人屠殺臺灣人’的假象。”

　　 藍博洲清楚地了解，臺灣白色恐怖時代的眾多受難者是不分“省籍”的，而他主要選擇以“本省籍”臺灣人為寫作對象，正是要針對“獨”派史觀的扭曲與欺罔。

　　 在“追蹤”寶島記憶的過程中，藍博洲始終堅持以中國歷史的大視野去關照、理解臺灣所走過的不平凡歷程。

　　 “認識臺灣的歷史命運，應該上推到1840年的鴉片戰爭，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從1874年日本出兵臺灣的‘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戰敗、乙未割臺，臺灣可視為列強侵華的起始點之一。”他說，正是在那樣的背景下，臺灣人懷抱家國情懷開始尋找出路，產生出尋求進步的各種思想者和實踐者。由此，進而看待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與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代，就能理解他筆下那些不惜犧牲生命的臺灣青年，也才能真正看清歷史。

　　 在藍博洲筆下，大都是半世紀前殞身于青春之際的臺灣人。“他們的理想、實踐及其背后的精神，需要被今天的臺灣年輕人看見，他們的生命傳奇是一面閃亮的鏡子。”他說。

　　 “每一代人有自己需要面對的問題，我們這一代人要把自己該做的做好，不要把一些問題留給下一代。兩岸關系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早晚要解決。兩岸青年要有歷史感，不忘真相，才能掌握未來!”藍博洲告訴記者，自己還有很多采訪素材，故事還會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