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回顧歷史，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用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發展時屢屢失敗。相比之下，中國探索出了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跡。面向未來，不管面對什么挑戰，我們都要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觀察和分析新現象研究其背后的本質和邏輯，通過自主理論創新來指導實踐、應對挑戰。

　　美國挑起中美經貿摩擦，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新挑戰。面對美國的種種不實指責，有必要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歷程，總結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運用于發展中國家卻遭致失敗的教訓，提煉中國和其他少數實現追趕的發展中國家的成功經驗。

　　二戰后發展中國家的艱難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很多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統治，開始追求現代化。因應這個需要，西方主流經濟學發展出了一個子學科——發展經濟學。第一代發展經濟學理論又被稱為結構主義，它主張發展中國家實現民富國強就要發展同發達國家一樣先進的現代化大工業。民富就是收入水平要跟發達國家一樣高，那就必須有跟發達國家一樣高的勞動生產率、一樣先進的技術和產業；國強就要有先進產業和先進軍事裝備。因此，結構主義建議發展中國家要把發展現代化的先進產業作為目標。但實際上，發展中國家根本無法通過市場發展起那些現代化產業，必須依靠政府直接動員和配置資源，以進口替代的方式來推進。

　　雖然這種發展方式可以讓發展中國家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迅速建立起現代化工業體系，甚至在部分領域取得了不起的成績，但實行這種發展方式的國家，經濟發展成績并不好，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比如，受當時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影響的一些拉丁美洲、南亞、非洲國家，雖然其工業建設取得一定成績，但人民生活并沒有得到多大改善，仍然面臨經濟發展停滯和各種危機。包括中國在內的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面臨經濟發展速度不快、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問題。東亞少數經濟體卻從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工業開始，以出口導向的方式發展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然而，這種發展戰略從當時主流的結構主義理論來看是錯誤的。1978年底，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蘇聯、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和拉丁美洲、南亞、非洲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相繼從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進口替代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于是，“轉型”成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的一個新潮流。事實證明，轉型的指導思想不同、方式不同，其結果天差地別。

　　中國的快速發展和轉型經驗

　　怎樣實現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這是擺在當時很多發展中國家面前的一個重大問題。

　　上世紀80年代，在結構主義失敗后，同樣源于西方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成為國際主流思潮。很多發展中國家是在新自由主義思想指導下進行轉型的。這一思潮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就必須一次性建立起市場經濟所必需的制度安排，包括價格市場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宏觀穩定化。“三化”必須以休克療法同時推進，如果只推進其一或其二，結果可能會更糟。根據新自由主義主張形成的改革方案，被稱為“華盛頓共識”。眾所周知，這種休克療法給諸多國家甚至蘇聯那樣的大國帶來了巨大災難。

　　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經濟轉型并沒有遵循“華盛頓共識”，而是在我們黨的領導下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式推行漸進式改革。這種轉型方式一方面給原來優先發展的資本密集型國有企業提供了轉型期的保護補貼，另一方面放開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準入，培育和開辟了市場。我們還設立了經濟特區、出口加工區等，在破解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瓶頸”的同時，有效降低新生的民營企業的交易成本，使其蓬勃發展起來。

　　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像中國這種既有市場調節又有政府干預資源配置的漸進雙軌制是最糟糕的，甚至比原來的計劃經濟還差。因為計劃和市場并存，政府干預的計劃價格比較低，市場價格比較高，就會產生套利空間，衍生出腐敗和收入差距擴大問題。因此，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決不認可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中國崩潰論”不時甚囂塵上。但是，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發展。隨著資本不斷積累，中國資本密集型產業逐漸具有比較優勢，取消補貼水到渠成，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最終并軌。

　　事實證明，中國采取的漸進式改革是成功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不僅快速發展，而且成為同期世界上唯一沒有發生經濟金融危機的國家。而那些根據“華盛頓共識”來推進經濟轉型的經濟體，絕大多數都出現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而且腐敗、貧富差距等問題非常嚴重。其他少數幾個在轉型中維持穩定并取得發展的國家，同樣是推行這種漸進的轉型。

　　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為何在發展中國家屢屢失敗

　　中國與絕大多數其他轉型國家經濟發展成就的巨大反差，讓經濟學者不得不認真思考：理論的作用是為了幫助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但為什么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看起來邏輯清晰，用起來卻屢屢失敗？

　　最主要的原因是這些理論來自發達國家，以發達國家為參照系，忽視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異。例如，發展中國家的產業通常是勞動力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的，生產力水平較低；發達國家的產業則主要是資本密集、技術先進的產業，生產力水平較高。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性是內生的，是二者比較優勢不同造成的——發達國家資本相對豐富、勞動力相對短缺，發展中國家資本相對短缺、勞動力或自然資源相對豐富。

　　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一國若著力發展本身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其結果必然是企業缺乏競爭力，離不開政府保護和補貼。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形成的西方主流發展理論對此缺乏充分認知，導致結構主義理論給出的發展重工業的建議如同拔苗助長。新自由主義則忽視了原來所存在的扭曲是內生于維護不符合比較優勢產業的需要，所主張的全面消除政府干預，實行市場化、私有化、宏觀穩定化改革的休克療法也必然慘遭失敗。因為一旦“三化”同步實行，原來那些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和國有企業就無法在市場上生存，大量企業會因此破產，大量工人會失業，造成社會不穩定和政治不穩定，經濟崩潰也就難以避免。

　　上世紀90年代，筆者就曾和國內外許多經濟學家有過爭論。當時一些人的看法是，國有企業之所以效率低、國家會給補貼，是因為企業是國有的，因此，國有企業要進行私有化改革，取消補貼，提高效率。其實不然，許多大型國有企業承擔著維護國防安全、保障國計民生等重大責任，私有化只會帶來更高的補貼。因為私有化以后，企業會以同樣的理由向國家要保護、要補貼。當時這種看法只是理論推論，如今已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得到大量事實證明。

　　相比之下，在中國推行的漸進式改革中，由于對原來缺乏比較優勢、缺乏競爭力的企業繼續給予轉型期的保護補貼，所以維持了經濟與社會大局穩定。同時，政府對于符合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放開準入，還積極因勢利導，促進了經濟快速發展。隨著資本快速積累，原來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逐漸具備了比較優勢，對國有企業的補貼也逐漸減少，為進一步消除政府對經濟的直接干預創造了必要條件。

　　很多西方經濟學理論講起來頭頭是道，但用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實踐卻屢屢失敗，類似的情況并不鮮見。例如，金融對現代經濟運行至關重要，但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里討論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只對發達國家適用，比如大銀行、風險資本、公司債等適合于發達國家資本密集、生產經營活動需要大量資金、資本投入風險較大的情況。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絕大多數生產活動集中在中小微企業和農戶，需要的資本規模非常小，風險也主要集中在經營者的能力和信用上。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的主張去做，引進大銀行、風險資本、公司債等，就會造成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不匹配，導致金融沒有辦法服務實體經濟。

　　關鍵在于實事求是進行理論創新

　　回溯7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歷程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在各國經濟發展實踐中的應用，不難發現，西方主流經濟學一般把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作為外生給定的最優結構，忽視了不同發展程度國家經濟結構差異的內生性。若將其主張用于發展中國家經濟改革實踐，就會遭遇“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困境，實行的結果事與愿違。

　　經濟學理論要在發展中國家發揮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就要推進理論創新，以充分反映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差異。新的理論只能來自于新的實踐，中國過去70年的發展實踐就是推進理論創新的金礦。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發展程度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并沒有多大差異，但在40多年改革開放中，中國探索出了適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發展奇跡。

　　所謂奇跡，就是不能用現有理論解釋的現象。如果用西方經濟學理論來看中國，到處是問題，只要中國經濟增長稍微放慢一點，國際學界和輿論界就會出現“中國崩潰論”。但實際上，中國經濟不僅沒有崩潰，還一直保持穩定快速發展，而且也不曾出現過系統性經濟金融危機。顯然，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發展奇跡非常值得我們去探尋其中蘊藏的新道理。正如習近平同志2016年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所指出的那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我們不能辜負了這個時代。”

　　把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經驗作為理論創新的來源，最重要的是了解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同發達國家的結構差異性在哪里，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同時，也要了解這些內生差異性對經濟運行、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影響是什么？這種思考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等研究范式在現代經濟學研究上的運用。作為經濟學家，應當知道，理論創新只有把握住一種現象的內生性，才能幫助人們達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兩個目標的統一。

　　今后，中國的發展還會遇到像中美經貿摩擦、技術革命、金融風險、國際格局不確定性等新的挑戰。但不管面對什么挑戰，我們都不能盲目崇拜西方理論，而是要始終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觀察和分析新現象研究其背后的本質和邏輯，通過自主理論創新來指導實踐、應對挑戰。